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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道路通行靠左还是靠右
世界人口最多的5个国家中，有3个是靠行右驶的：中国、美国和苏联。另外两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则是靠左侧行驶的。其他各国也各不相同。例如，加拿大、古巴、巴西、德国、希腊、墨西哥和摩洛哥诸国是靠右行驶的，而南非、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澳大利亚、泰国和日本诸国则靠左侧行驶。 北美大陆的国家均靠右行驶，只有邻近的岛国靠左行驶。除圭亚那和马尔维纳斯群岛之外，所有南美国家都靠右行驶。欧洲各国也靠右行驶，但不列颠、爱尔兰和马耳他除外。非洲和亚洲的交通规则也各不相同。 马车夫的位置 18世纪以前的风俗，曾对交通规则产生过影响。不论是沿着马路还是沿着胡同步行或骑马，顺着左侧行动是一种保护性姿势，在必要时双方都能抬起右臂拔剑或挺矛。另一个因素是人们从左侧上下马，骑士们的上马石最初都散放在左侧的马路牙子上。 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在1300年宣布举行第一个基督大庆纪念时声明“条条道路通罗马”，并指示赴罗马的朝圣者须靠左行走。这个布告带有法律上的强迫性，影响西欧大部，历时500多年。 为什么近来大多数不受英国影响的国家要改为靠右行驶呢？其原因可追溯至18世纪后期，当时大货车是由6匹或8匹马成双成对地拉着的，如美国东部的大篷车。赶车的坐在马后的左侧，用右手执鞭赶车前行。当迎面驶来两辆马车挤在一条窄路上时，两个车夫自然而然地把车侧移至右边。这样能俯视自己的左侧，以免撞击车轴或车轮。 美国要求对开车辆靠右行驶的已知最早的一项法令是1792年宾夕法尼亚州颁布的条例：规定在兰开斯特市和费城之间的宾夕法尼亚公路上通车只能靠右行驶。国家早期生产的汽车，舵轮放在前座左侧，以便容易让过狭路相逢的车辆，正如过去大篷车一样，也是左侧挨着左侧地错车的。 【拓展资料】美国汽车商生产舵轮在左的汽车，似乎影响加拿大人靠右行驶。其后，南美各国也成为美制汽车的市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多数法国货车颇似大篷车，车夫也坐在马后左侧，这就推动了靠右行驶。法兰西革命时代，反天主教的罗伯斯庇尔及其雅各宾派成员又发出旧令“靠左行驶”，压倒靠右部队以及他的大型辎重车都靠右行驶，公民仿效，遂成传统。凡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右行成为惯例。甚至在埃及也是如此。 从左驶改为右驶，俄国是在沙皇时代改变的，中东国家是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改变的，而中国则是在1946年国民党时期改变的。不过，英国未改，英国现在或过去统治的大多数国家也未改。在1981年，只有两个英国控制下的地方改为右侧行驶，一个是直布罗陀，因为它接近靠右行驶的西班牙；一个是伯利兹，因为它靠近右驶的危地马拉和墨西哥。 英国的影响范围 英国为什么要保持靠左行驶的规则呢？主要原因似乎是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的货车比大篷车小，而且车夫座位在前。车夫坐在右侧座位上，这样他才能右手挥动长鞭而不碰身后的货物。如果迎面来车，车夫就引车左行，使临近车辆贴身而过，不相碰撞。生产汽车时也是如此，很自然地把舵轮装在右侧，司机左手调挡，右侧可见车外的后反射镜。然而，用脚方式却符合世界标准，即左足踏离合器，右足踩车闸和加速器。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皆用右手、右足的缘故。所以，右足要做的事儿也多些。 到19世纪，英国的左行影响不仅传到附近的欧洲，而且还传到遥远诸国，如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太平洋的岛屿。靠左行驶的英国军队的长期占领，使南非、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至今车辆还靠马路左侧行驶。 自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英国把左行法规引进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国际租界。跟着是中国和菲律宾。后来到1859年，海军准将培利打通日本进行国际交往之后6年，维多利亚女王派遣全权大臣罗斯福·阿尔考克爵士赴日，劝说它下令左行。当时的日本非常仰慕英国，就接受建议，规定左行，一直延续到今天。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本想把它改为右行，但未成功。 瑞典是欧洲大陆最后未被拿破仑征服的靠左行驶的国家。他们纵然于1527年变为马丁·路德的信徒，可是除了卡尔12世纪统治的16年是靠右行驶以外，都遵循1300年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的法令。但是，1967年他们又改为靠右行驶了。这种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所有萨勃型和沃尔窝型汽车的大型出口市场都要求舵轮放在左侧。 八小时的改革 最近，有两个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两个国家的部分地区，从右行改为左行。一个是东帝汶岛，即从前靠右行驶的葡萄牙的殖民地，它在1976年变为靠左行驶的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省，所以改为左行。一个是冲绳，它在最近也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该岛居民在美国占领下是靠右行驶的。而在1978年7月，它又成为左驶的日本的一部分，于是就改为左行了。7月29日晚上10点钟起，禁止通行8小时。这给工人们时间以改变交通标志、信号灯和停车站。日本特派2，500名警察加强戒备，在战略地点停驻了百辆救护车。到上午6点钟，一声警报后开动了所有的交通信号，大街和马路上的车辆都靠左行驶了。这次变动共花费了8，000万美元。
为什么杨振宁说中国现在不要做加速器
5月11日上午，在清华大学科学馆的办公室，面对超过100万观众的直播镜头，杨振宁就中国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之争再次表达了自己鲜明的反对观点。
“我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我不是反对建大型加速器，是反对中国今天建加速器。因为虽然中国的GDP很高，但是中国人口多，拿人均收入的话还比不上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他们从来不会说要建大型对撞机。他们的脑子没有发昏。”杨振宁说：“在中国经济问题这么多的时候，建大型对撞机，又没有立刻的看得清楚的作用，这完全是错误。所以我后来忍不住，去年9月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7个理由都还是正确的。我想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程度的时候，那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不迟。”
“我的印象，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十三五’的时间之内，不搞这个事情（建造大型对撞机），我觉得是很明智的决定。”杨振宁说。
附：2016年9月，在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文章里，杨振宁提出了他的七条理由：
我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我反对的是中国今天开始建造超大对撞机，原因如下：
（一）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 1989 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对撞机，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以致1992 年国会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白费了约30亿美元。这项经验使大家普遍认为造大对撞机是进无底洞。
目前世界最大对撞机是CERN 的LHC。2012 年6000 位物理学家用此对撞机发现了Higgs 粒子，是粒子物理学的大贡献，验证了“标准模型”。LHC 的建造前后用了许多年，建造费加上探测器费等等加起来一共不少于100亿美元。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
（二）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由许多国家分摊。可是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今天全世界都惊叹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可是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少于巴西，墨西哥或马来西亚，还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还有急待解决的环保问题，教育问题，医药健康问题，等等。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这些燃眉问题不利，我认为目前不宜考虑。
（三）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包括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等。
（四）为什么有不少高能物理学家积极赞成建造超大对撞机呢？原因如下：
A.高能物理学是二战后的一个新兴领域，此领域七十年来有了辉煌的成就，验证了“标准模型”，使人类对物质世界中三种基本力量有了深入了解。可是还有两项大问题没有解决：
甲）对剩下的第四种基本力量，引力，的深入了解还有基本困难。
乙) 还没有能了解如何统一力量与质量。希望解决此二问题当然是所有物理学家的愿望。
B.有些高能物理学家希望用超大对撞机发现“超对称粒子”，从而为人类指出解决此二问题的方向。
但是找超对称粒子已经有很多年了，完全落空。今天希望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份高能物理学家的一个猜想。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五）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没有。假如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我认为短中期内不会有，三十年，五十年内不会有。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六）中国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评价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
（七）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就完全没有前途了吗？不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A. 寻找新加速器原理。B.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那么费钱，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