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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洲的体育教育制度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在那里开拓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已经有了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 当初哈佛学院的创办者把剑桥大学的模式移植过来，学院最初定名为“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1639年，为了纪念学院的创办者和建校费用的主要捐献者约翰·哈佛（John Harverd），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将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 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 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的文字，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 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竞争中争先 1693年，北美第二所学府威廉·玛丽学院（今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一所学院）诞生。1701年，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的第一所学院）成立。这两所学院的出现，使哈佛学院有了伙伴和竞争的对手。18世纪下半期，北美洲陆续建起了9所学院，新建的学院虽然大体上仍沿袭英国古老学府的模式，毕竟时代不同了，受欧洲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影响，数学和自然科学陆续挤进这些学院的教学领域。受英国古老大学传统影响较深的哈佛学院，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1727年，哈佛学院建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讲座，这是顺应时势的变革之举。此时，北美产业革命的势头兴起，新兴的工商业对应用科学的需求使哈佛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么墨守成规，这将失去它在北美高等学府中的领袖地位；要么推陈出新，以求继续执掌北美学府之牛耳。哈佛选择了后一条路。 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讲座开设后，哈佛学院还置备了一批科学仪器和设备，教授们用实验的方法，向学生讲授天文、物理和化学知识。在数学领域内，设立了测量术和航海术等技术学科。1780年，医学教授讲座的建立，促进了植物学和化学的研究。教授们开展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在北美和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自然科学终于在哈佛建立起牢固的阵地，并对其它学院产生影响。 1775-1783年，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哈佛学院顺应潮流，站在同情和支持独立战争的正义事业一边。在马萨诸塞，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毕业生，包括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75年7月3日，乔治·华盛顿在哈佛学院所在地坎布里奇就任北美独立战争军队的统帅，他的司令部也一度设在坎布里奇。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哈佛学院给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约翰·杰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届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长）等人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到1780年，哈佛学院已先后建立了神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医学等教授讲座，学院升格为大学。按照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必须拥有3个学院的联合体，才够格称为大学，当时马萨诸塞州议会竟破格承认哈佛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既是厚爱，也是鞭策。哈佛大学继续抓紧自身建设，1816年设立了神学院，1817年设立了法学院，加上原有的以文理为主科的哈佛学院，一共有了3个学院，成为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大学了。19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的影响已超出马萨诸塞之外，及于美国中部和南部。 在北美独立战争初年，哈佛学院的基金，连同地产的租金在内，不足1700英镑。战后的1793年，哈佛的基金已超过18.2万美元。到了19世纪,由于校友的赞助，哈佛大学的基金稳步上升，1800年为24.2万美元，1869年为225万美元。 在此期间，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了较大的变化。1790年，哈佛大学开设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包括天文学）、英文写作、哲学（包括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 、神学、自然科学，希伯来文和法文两科由学生任选一科。哈佛大学课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在此时期，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关于大学教育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二者统一的原则；教育与研究统一的原则和科学统一的原则。洪堡不仅提出了大学改革的理想，并在他倡办的柏林大学中付诸实践，提倡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成为德国新型大学的榜样。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一些青年教授，曾经留学德国，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他们要求改变英国大学的模式，转而以德为师，效法德国大学的一套制度。1825年，有4位青年教授联名提出4项改革意见：减少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重视对现代外国文学的研究；设立研究生的学位制度；按照学生的能力分班教学。这4项意见当时未被采纳。 1829年，昆西（J.Quincy）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大刀阔斧，极力扭转哈佛大学的方向，大力倡导重视理科的教学。他任职16年（1829－1845），在哈佛大学办起了理学院，建立了一座天文台。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哈佛大学的发展，学校课程内容范围扩大了，重点转换了，自然科学受到了极大重视。 1869－1909年，化学家埃利奥特（Charles.William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职40年，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他使法学院、医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并且新建了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注册学生从1000人上升到3000人，教学人员从49名增加到278名，学校基金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2.25亿美元。 1909－1933年，洛厄尔（Abbott Lwrence Lowell）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重新制定了大学本科生课程计划，实行课程的集中与分配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洛厄尔实行的导师制，至今仍被哈佛大学沿用。洛厄尔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哈佛大学实行住宿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在大型的综合大学中，本科生都有一个小型的学院环境，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年住在哈佛校园内或附近的宿舍中，一年以后，学生们分住在12幢宿舍楼内，还为少数走读生设置了第13幢宿舍楼。每幢宿舍楼内有一位住校教师和一个导师组，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此外，每幢宿舍楼还设有餐厅、图书馆，在宿舍楼区，经常开展各种有趣的体育、社会和文化活动。 近几届的几位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博克（Derek Bok）和现任校长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等都对哈佛大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同时也尽力发挥哈佛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的出类拔萃的作用。 科南特1919－1953年历任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校长，他在哈佛大学实行校外特别委员会制度，用这个机构来评议学校教师的资格和任期。他还创建了一项普通教育方案，除主修课程以外，向所有本科生提供广泛的学习领域。 1953－1971年，普西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哈佛大学进行了美国高等教育史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为哈佛筹集资金达8.25亿美元，这项活动提高了哈佛大学教师的薪金，扩大了对学生的资助，建立了新的教授职位，充实了教学设备。 1971年以来，博克担任校长，他精心处理了高等教育中一些主要问题，包括行政管理、少数民族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换等问题，博克校长还重新组织了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把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引进到哈佛大学的各个研究生院和各个系科。 1991年，陆登庭出任第26任校长，作为更好地协调各学院和教师关系的一部分，他开创了一个集中的全校范围的学术计划，目的是辨别出哈佛最主要和优先的部分。另外，陆登庭还强调大学的责任：优秀的本科教育，大学的门始终向不同经济阶层的人敞开，研究型大学如何适应信息快速增长和严重财政约束的时代，在一个自由表达的社会中迎接挑战。 课程的不断改革与更新 哈佛大学36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发展与变革互相推进的历史。 创建后一个半世纪的哈佛学院，一直是以英国的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为模式，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官员为目标，注重人文学科，学生不能自由选择课程。19世纪初，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号角在哈佛吹响了，崇尚“学术自由”和“讲学自由”。 “固定的学年”和“固定的课”的老框框受到冲击，自由选修课程的制度逐渐兴起。在哈佛学院也有人倡议实行课程选修制度，这种革新的要求遭到传统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倡议在哈佛未得实现。 然而，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学生个性的呼声日益高涨。1839年，哈佛大学再次发动课程改革。1841年，哈佛正式实行选课制，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很快又有所倒退。 19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地位逐步提高，工程师、自然科学家和工业技术人才得以和律师、官员等并驾齐驱。形势的变化对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十分有利，选修制再次兴起，哈佛又一次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1869年，年仅35岁的埃里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此后他担任校长40年，是推行选课制的主将，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哈佛大学全面实行选修制。到1895年，只有英语和现代外语仍为必修课，其它均为选修课。美国许多高校纷纷步哈佛大学后尘，减少或废除必修课，增加选修课。 按照自由选修制的要求，攻读一种学位，可有16门课程供学生选修，只要符合规定，便可取得相应的学位。这种方法打破了固定的四年学制，成绩优异者三年内即可取得相应的学位，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在埃里奥特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招聘名流学者任教，选修课程开设超过其它大学，学生的知识面扩大，学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埃里奥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改革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他强调高等学校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一是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二是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三是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1909年，洛厄尔出任校长，他在保留自由选课制优点的前提下又提出了新的教改方案，从1914年起，实行"集中与分配"制。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以保证重点；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程从3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以保证学生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余下的课任学生自由选择。这种制度既保证专业课学习的深度，又能扩大学生的视野，也可给学生的个人爱好留下适当的余地。 1933年，化学家科南特担任校长，他励精图治，于1940年主持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课程改革。经过5年的反复研究，提出了专门报告，主张加强普通教育。哈佛大学按照专门报告的建议，又作了5年实验，在1951年正式推行“普通教育”制度。按照普通教育制度的规定，第一，一、二年级的学生，要从自己所在的系中选修6门专业课，再从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别的普通教育课中各选一门，共3门课，另外还需从其他系的课程中至少选3门；第二，三、四年级也设有普通教育课，没有学过一、二年级普通教育课的，不得选修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可以选修一部分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四，学生不得选修属于同一个考试组的两门课。这样做，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的很紧密，而且先后有序，互相衔接。这种办法吸取以前制度的优点，加以综合，形成了以通讯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度。 哈佛大学学生成绩的计分方法一般有四种：第一，按A、B、C、D、E五级计分，A为最高分；第二，及格和不及格；第三，满意和不满意；第四，有学分和无学分。 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又进而研究在普通教育中哪些课程是核心课程，或称基础课程。他们深切认识到，不论学习任何专业，都必须有深厚的基础知识。“根深叶茂，本固枝荣”，这一思想在哈佛大学是很明确的。 德里克·博克于1971年出任校长，他十分关注大学本科的基础教育，采取了有力的措施。20世纪初，美国一般大学文科的课程是按照纵深与横亘相结合的原则来设置的，既让学生对某一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又要求学生对其他领域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到20世纪中期，则要求学生在知识广度方面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有概括的基本的理解。到了六、七十年代，以上的课程模式再度受到挑战，由于人类的知识领域空前扩大，各学科之间过去的传统界限已被冲破，使得传统的文科课程结构处于不得不改革的局面。1973年，博克校长任命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为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责成他负责研究文理学院的目标及哈佛本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号召教师们献计献策，以集思广益，重新制定有关大学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罗索夫斯基任命威尔逊教授研究共同基础课问题，于1976年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威尔逊报告”。这份报告主张制定一种强制性的共同基础课程，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由罗索夫斯基院长亲自主持进一步的修改工作，结果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共同基础课的报告，并决定于第二年开始付诸实施。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哈佛大学是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革新的，这种改革不是凭单纯的热情而匆忙从事的，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这些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哈佛大学的机构 哈佛大学的校务领导机构，一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另一个是校务监督委员会。 哈佛大学董事会 哈佛大学董事会，负责大学的财政和校务的管理。有关教育政策和机构设置的重大事务，由校长和各部门主任向董事会提出讨论定。哈佛大学各个研究生院院长和各个系的系主任，都由校长任命。 校务监督委员会 哈佛大学校务监督委员会，由30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 历久常新的生机所系 在世界著名学府之林中，哈佛大学算得上是一株不老松，探讨这所名牌大学长盛不衰之所系，是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其之所以能够历久常新，与时俱进，值得各个大学借鉴。 一、革故鼎新。初建时期的哈佛学院，其规模只相当于旧中国乡间的一所村塾，如今已发展成为规模宏大、设备先进、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全美学府之首，这不是上帝恩赐，也不是自发而成，而是哈佛人艰苦创业，不断革故鼎新的结果。事实证明：新陈代谢，革故鼎新，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哈佛从仿效英、德到独创新制，由只学固定课程到采取自由选修制、集中和分配制、普通教育制，以致形成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等等，无一不是革故鼎新的结果，时至今日仍未止步。这是一所学校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所在。 二、质量并重。哈佛初创时，只有教师一人，学生四名。现在，教师人数已超过两千，学生人数近两万名，数量的发展是惊人的。哈佛在发展中并未忽视质的提高，坚持质量并重。保证教育质量，除了指导思想明确以外，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充实和完善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佛的教学设施、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等等都是第一流的；二是重视人的素质，教师要严选，学生要精挑。对于学生的录取，哈佛是相当严格的，获准入学者约占申请者的10－20％，大多数新生入学前的中学成绩为A等。由于教师阵容强，学生起点高，再加上物质设备等其他条件，才保障了哈佛有相当高的教育质量，在美国以致全世界的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 三、教研结合。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都已成为“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哈佛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实表明，教师水平再高，也需不断进修。哈佛的教师都有科研任务，哈佛的高年级学生或成绩优异者也在学习的同时，从事一定的科研工作。哈佛图书馆、博物馆、既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机构，本身也从事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做到了教学、科研结合，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内外协作。哈佛大学内部各单位息息相通，许多学生可以交叉注册、跨系跨学科进行学习，哈佛又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和有影响的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内外协作，使得哈佛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扬长避短，发挥最佳的效益。 Yale: 1701年，在北美洲新英格兰地区的康涅狄格州，一个名叫詹姆士·皮尔庞的英国传 教士代表他所在的传教团捐出40本书，希望建立一个旨在培养青年学习科学和艺术，为 教会及社会服务的学校。这个构想在1701年10月经康涅狄格州议恍U�匠闪ⅰ?71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官员伊莱休·耶鲁先生向这所名不见 经传的学校捐赠了一幅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画像、一些书籍足道的器物，结果有幸以自己的名字重新为这所学校命名，这就是后来名震遐迩、同无 数杰出人物的名字连在一起、迄今已经流芳三百年的“耶鲁大学”。 1、40本书奠基的耶鲁 皮亚克海湾定居，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纽黑文新港。约翰·达文波特牧师认为教 育可以让欧洲文明在美国生根，遂倡议在这里建立大学。虽然他的计划屡屡遭挫，但其 思想却影响了当地的许多人。1701年，以詹姆士·皮尔庞为首的一批公理会传教士说服 康州法院同意成立一所教会学校，使青年“可以学习艺术和科学……为教会和国家服务 ”，10位受托管理学校的牧师从他们藏书不多的图书馆里拿出40本书，作为建校的资本 。1701年10月，牧师们推举哈佛大学毕业生亚伯拉罕·皮尔逊为第一任校长，教会学校 于是正式成立。但直到第二年3月，学校才有了第一个学生雅各布·海明威。 1707年，第 一批18名学生被授予学士学位。开始的时候学校没有校舍，学生分散在康州的6个城市学 习。1716年，托管人投票一致同意将学校迁至纽黑文。 171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高层官员伊莱休·耶鲁先生向这所教会学校捐赠了9捆总价 值562英镑12先令的货物、417本书以及英王乔治一世的肖像和纹章，这些现在看起来极 其普通的物品，在当时对襁褓之中的耶鲁简直是雪中送炭。为了感谢耶鲁先生的捐赠， 学校正式更名为“耶鲁学院”，它就是今日耶鲁大学的前身。 后来耶鲁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校与康涅狄格州政府的关系不断改善以及耶鲁 校友的鼎立相助。栽?763年，为了保持学校的私立性质，摆脱政府的控制，学校同州政府分道扬镳，以后 不得不依靠自身苦撑了40年。1792年独立战争后，校方才再次说服当时的康州州长加入 耶鲁校董事会，州政府为耶鲁重新注入了资金。然而，由于以后学校的发展越来越背离 教会学校的宗旨，民主思想日益浓烈，1817年，州政府下令给学校“断炊”。于是，耶 鲁不得不向毕业生求援，1827年它成立校友协会，依靠校友的捐助顽强地发展下去。 18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耶鲁学院在伯克利主教、斯泰尔斯牧师、波特校长等的不 懈努力下，逐渐由学院发展为大学。至20世纪初，随着美国教育的迅猛发展，耶鲁大学 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规模。不仅如此，耶鲁学子还走出耶鲁，先后创建了多所美国著名 大学，如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耶鲁在美国大学首创了住宿学院，为学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耶鲁学生 哈克尼斯在时任校长安杰尔的影响下于1930年向学校捐赠了1500多万美元，修建了8所住 宿学院并购置了教学设备。住宿学院的兴起和发展，吸引了大批社会名流包括著名的政 治家、评论家、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等涌入耶鲁，为耶鲁的繁荣兴盛作出了贡献， 也扩大了耶鲁在世界的影响。 2、教授作主的耶鲁 耶鲁大学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这一特色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建校初期，经过三代校长的努力，耶鲁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 教授会治校的法规。在当时的美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 当家、耶鲁教授做主”。 由于教授有职有权，他们对学生的利益特别关心，对学院的名气尤为重视，对教学 质量要求也非常严格。同时，它使学校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独立性，以至耶鲁首创的学校 董事会不驻校制以及权力机构校外制等被后来成立的许多大学竞相采用。 300年来，不管耶鲁的管理体制如何演变，但重视和信赖教授的传统代代相传，它反 过来又激励着教授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教授会的 威信，也加强了教师的独立性。 耶鲁大学既没有庞大的脱离教学的行政人员队伍，也没有专门的行政大楼。若问这 所世界驰名、富甲一方的大学的校长在何处办公，人们会告诉你，校长的办公室在最小 、最不显眼的小楼里。 既然教授在耶鲁的作用举足轻重，教师本身的素质当然要十分过硬，耶鲁的教师需 要经过严格的挑选。教师们学识超人，学生对他们非常崇拜；但由于他们对学生要求非 常严格，学生对教师同时也很敬畏，私下里为那些严厉的老师取了很多形象的绰号。但 耶鲁的学生非常幸运，他们很早就能得到德高望重的名师的亲自授课，这是耶鲁学生素 质高的原因之一。 3、“能学会玩”的耶鲁 英才辈出的耶鲁大学的学生学习起来几近疯狂，但同时，耶鲁人可说是“能学会玩 ”，学生可以灵活地自行休假。只要成绩优异，学生任何时候可以离开学院一学期或一 学年，利用这一机会去工作，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或去旅游放松。 耶鲁是所开放的、能容纳各种思想的大学。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力求尽善尽美。耶 鲁鼓励学生学习一切陌生的东西，尝试一切愿意尝试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学术争鸣上 ，也体现在学生的业余生活上。 耶鲁每年要公开举行音乐会1000余场，定期邀请著名演员和导演到校园访问、演出 和演讲。有90%以上的学生自愿参加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水平很高。1894年恢复奥运会 比赛以来，耶鲁先后派出数百名运动员参加角逐，获得50多枚金牌。耶鲁的棒球队具有 国家级水平，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耶鲁求学期间，就是一名优秀的棒球手。 耶鲁以盛产政治家闻名，因为耶鲁学生有关心政治的传统。校内有许多政治组织， 持不同观点甚至对立观点的组织和平相处，如有组织严密的“青年共和党人”和“青年 民主党人”以及最活跃的“耶鲁政治联盟”等。耶鲁学生的这些组织经常展开辩论并积 极参与政治活动，如60年代抗议美国入侵越南、80年代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等。耶 鲁的政治辩论非常活跃，常常引起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高度关注，人们似乎从一场场激 烈的学子论战中看到了未来的美国政坛新星。 虽然耶鲁是一所令全世界学子高山仰止的名校，但耶鲁的门槛并非高不可攀。相反 ，耶鲁从很早开始就对聪明好学但家境困难的学子给予特别关怀和照顾，如降低学费等 。耶鲁的理念是，优秀的学生是出色的学校的保证。这些学生可能来自农场或平民窟， 他们的父母可能一贫如洗，但耶鲁不管他们是何种肤色、何种民族、哪国公民，都有责 任发现并培养他们。由此，很多出身平平的有志青年从耶鲁展翅高飞。 4、英才辈出的耶鲁 经过漫长而辉煌的300年历史风雨，耶鲁不仅为美国输送了大批精英，也为世界培养 了许多栋梁之才。 最让耶鲁引以为豪的学生莫过于1773级的学生、被美国人称为民族英雄的内森·黑 尔了。具有炽热爱国热情的内森·黑尔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深入英军防线搜集情报时被捕 ，并被处以绞刑。就义前，他留下了世代相传的豪言壮语：“我惟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 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 还有4位美国总统毕业于耶鲁。他们分别是美国第27任总统威廉·霍华德、第38任总 统杰拉尔德·福特、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目前，美国第 54届大选的情况显示，耶鲁毕业生、共和党侯选人小布什很可能成为美国第43任总统， 如果小布什最后当选，那么耶鲁将创造惊人的奇迹：连续3届总统都出自耶鲁！另外，民 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利伯曼以及现美国第一夫人、已经成功当选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等 也都出自耶鲁。至于耶鲁学生任参议员、政府部长等高级职务的就难以枚举了。 耶鲁虽然以人文学科著称，但是其文理并重的风格同样为耶鲁造就了许多世界一流 的科学家。如1755年发明潜水艇和鱼雷的科学家戴维·布什内尔、1837年创办美国《科 学》杂志、有“美国教育之父”之称的小本杰明·西利曼、发明世界第一台高能粒子加 速器——回旋加速器、获得1939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欧内斯特·劳伦斯、IBM公司前董事长 约翰·艾克斯、联邦快递创史人史密斯；我国在耶鲁毕业的著名学子包括铁路桥梁专家 詹天佑、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英雄吴应科和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等。迄今为止，耶鲁学 子共有近20人获得诺贝尔奖，今年获得
中外“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比较研究基于什么视角
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问题”，加强学校健康教育是大势所趋，作为健康基础的体育课程成为各国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2001年我国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将沿用多年的体育课更名为“体育与健康”课程，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伴随着课程设置、目标、内容等的一系列变革。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中给“健康”下了如下的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总称。”
《课程标准》将课程学习领域划分为五部分，即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如何将健康教育（含卫生保健、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有效融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中成为课程改革的焦点和难点，应该承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改革走在我们前面，他们的经历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国内很多睿智的学者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已发表大量对中外体育与健康课程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为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献计献策。本书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摘取总结其中有关中外健康教育与体育教育融合的比较研究结果和不同的观点理念，供读者借鉴思考。
学者们对于将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融合开设“体育与健康”课程这一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高嵘等于2007年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问题的反思》的文章，文中就新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课程的目的定位、现实性、针对性、连贯性、操作性、反馈性、科学性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性的讨论。该文章提出，由于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研究成果尚不充足，因此新课程改革出现了一系列有待完善的问题，其中对于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以增进中小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课程”，作为“突出健康目标的一门课程”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该文指出，《课程标准》中规定“体育与健康课程在课程性质上并不是体育和健康教育的‘合科’，而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增进中小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主要是一种技能性课程。”，却又在课程内容标准中安排了健康知识教育，如青春期的卫生保健知识、性传播疾病等有关知识、营养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等内容，这使得课程标准的具体目标内容与其课程性质之间出现不协调。另外，通过与国外进行对比分析，该文章指出，国外体育与健康课程多是合科课程，有的健康教育甚至是独立的学科课程。美国的健康教育者通过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认为，每学年（从学前班至12年级）要达到最低的健康教育的教学效果，用50h的课堂教学较为适合。
美国的大学体育文化，是怎么形成的
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成为体育竞赛的参与者和观众，体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的大学体育文化逐渐壮大起来。自 1980 年代后期以来，安德烈·马尔科维茨 (Andrei Markovits) 一直致力于他所谓的“体育文化”，他指的是人们“关注”体育运动的大框架。因此，他的作品更多地集中在体育的消费上，他们的“追随者”或粉丝或支持者，而不是他们的生产，即他们的“行动者”，他们的参与者。
可以肯定的是，“追随者”和“行动者”之间一直存在重大重叠。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体育运动，因为他们也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参加过体育运动，或者继续这样做，即使是在初级和业余水平上也是如此。然而，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脆弱，特别是对于构成社会“体育文化”的极少数运动。粗略地说，一个人一生不需要踢一秒钟的足球，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狂热且知识渊博的足球迷。事实上，大多数美国足球迷从未在任何级别上踢过足球，更不用说定义足球在美国体育文化中存在的两个级别：国家橄榄球联盟和大学。而这一特征与构成社会“体育文化”的所有其他现代体育运动有关。作为体育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追随者逐渐，而且大量，超过了实干者。更重要的是，真正定义了马尔科维茨所说的社会“霸权体育文化”的追随者是构成其“体育空间”的人。
Markovits 的工作在历史和比较背景下分析了这些概念。特别是，他的研究和出版物侧重于解释美国的体育文化在哪些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体育文化相似。马科维茨认为，霸权体育文化不仅因地理和历史而异，而且因性别、年龄、阶级、宗教和种族等因素而异。在他最近的一些出版物中，马尔科维茨将这些文化与语言进行了比较。就像语言一样，越早学习和内化这些文化，越了解和讲它们，越欣赏它们的细微差别，就越能成为专家。就像语言一样，这些体育文化创造了包含和排斥的社区。马尔科维茨认为，美国体育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北美大陆，并且基本上将北美人排除在全球体育文化的绝对通用语言之外，足球世界。
此外，这些体育文化，就像所有其他语言一样，已经大规模地被性别化了。直到最近，女性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先进性和技能还远不如男性。现在，他们已经获得了这些运动语言的认知结构并熟练掌握了这些语言，似乎他们使用它们的方式完全不同，可以说是用他们自己的声音。
1999 年秋天，他来到密歇根大学后，设计了一门课程，旨在在 Markovits 的学术方法的背景下向学生教授体育运动。从一开始，这门课程，恰当地命名为“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体育文化：比较和历史背景下的美国”，分析了体育如何发展成为所有工业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多年来在课堂内外与本课程的学生会面，马尔科维茨开始了解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如何构建他们的体育文化，他们关注哪些运动，他们喜欢什么球队，他们崇拜谁一个明星。马尔科维茨开始好奇体育文化中存在哪些差异（如果有的话），以及学生运动员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