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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的挑战
20世纪末以来，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共识”并“超越华盛顿共识”。在国际学术界，对“华盛顿共识”理论和政策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和“中国的渐进转型观”。在国际学术界，对“渐进转轨”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看法占主流，因为，中国等转型国家二十多年的转型成就，是渐进转型所带来的结果和典范。1.“后华盛顿共识”强调转型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在斯蒂格利茨等人看来，“华盛顿共识”所使用的经济学工具不但十分有限，而且锁定的发展目标也十分狭窄，只是盯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主张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1）要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2)要追求平等的发展，即不仅社会上层能够得到发展的好处，而且所有其他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繁荣的发展；(3)要追求民主的发展，即公民能够以各种方式广泛地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2.“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由于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新发展战略的时候，有必要理性地回顾、反思和总结“华盛顿共识”。一个问题是：俄罗斯、中东欧转轨15年的艰难转轨历程是否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福音呢?科勒德克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决定于政策”。除了自由化、私有化与制度建设，政策也是很重要的，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中国与波兰的改革经验都验证了这一点。波兰转轨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发地调节。问题在于：市场自发调节往往是不足的。”3.“渐进一制度观”是基于中国以及越南的转型之路。这种过渡政策、路径以及指导思想，被西方学术界归结为“渐进一制度观”。“渐进一制度观”强调的是：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保证了对改革的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支持；对于局部改革，取决于改革的顺序，认为改革的互补性很重要，但是在初始阶段的全面改革，并不一定会产生进一步改革的推动力；改革的主要支持力量是中产阶级和新兴私有部门；改革的焦点是创造市场的制度基础，以鼓励企业家进入；制度变迁应该是全面的，包括法律、金融体系、执法、政府组织的改革、发展自我实施的社会规范；对待转型初始的态度是，在发展新兴的机构的同时还不应立即废弃已有机构，以避免经济崩溃和社会出现不安定。对于中国以及(越南)这样的转型，一般被认为是渐进主义或者增量主义的改革，在国际上，支持这种过渡政策的转型观在当时是少数派。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科尔奈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人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结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入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基于中国以及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的成功经验与政策措施，这种转型的实践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与支持。中国等亚洲国家转型的成绩及其经验，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从总体上看，让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与全面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用可持续增长取代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既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也是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圣地亚哥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是什么
1.圣地亚哥共识主要内容是：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2.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曾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推动，其后果引起较大争议。在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