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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政府于反对派为什么会冲突,因为什么问题存在分歧
1.据俄新网21日报道，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表示，法国希望从目前对俄经济投资量排名中的第五位逐渐上升至首位。菲永在与俄罗斯总理普京的会晤结束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企业在俄罗斯市场大大推进，尤其是在当前的伙伴关系下。标致雪铁龙集团(Peugeot-Citroen)开设了汽车制造厂，雷诺汽车(Renault)与伏尔加汽车厂(Avtovaz)建立了深厚的伙伴关系，道达尔(Total)与法国电力集团(EDF)积极在俄拓展业务。阿尔斯通公司(Alstom)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我们刚刚还谈到了航空航天合作。”他表示：“目标在于，从第五位上升至首位，超越第四、第三和第二位。”在提到有关法国企业在俄罗斯市场遇到的问题时，菲永指出，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当我第一次会见普京时，法国与俄罗斯企业间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而今天的会谈上我们没有找到一个问题。” 第一，如果美国最终没有“公开支持越南”，欧盟也没有重新启动登陆朝鲜的进程，那么，只要目睹了这些“排列与组合”的印度、在“美国两种特殊能力”的“威逼利诱”下还能保持冷静，不自寻死路地替“美国利益”去打破这一平衡，那么，中国就可以继续与俄罗斯进一步协调，在保住叙利亚这个“止损点”的前提下，继续与阿盟、非盟一道，一方面、或者推进“不可逆转的中东破局进程”，以“时间”去挤压美国；另一方面、或者从“目前的利比亚政策”上后退，通过暗中影响利比亚局势的方式，去阻止局势往有利于欧盟方向发展，以“时间”去挤压欧盟，再加上“欧美金融危机急待深化的现实压力”，就可进一步激化“欧美之间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深层矛盾”。直到“欧美”中的一方之“东北亚政策”主动打破平衡。 第二，如果“欧美”在利比亚与叙利亚问题上暂时达成妥协，从而着手将“埃及之乱”导向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海上运输线之乱“，或者对叙利亚，伊朗实行“实质性制裁（实际上也是制裁中国），更或者欧盟向美国提供实质性南亚配合，则中国就要着手做这样几件事情：其一，是通过“两核联动”，做好伊核问题全面失控的策应工作。其二，作为“其一”的“后续发展”，作为应付“天下大乱”、“欧美”可能陷入全面金融、甚至经济大萧条，全球经济硬着陆的“预案”，中国要做好在“中国南海”全面开采能源”的准备，与启动封存的“中国本土资源”一起，部分弥补“欧亚海上运输线之乱”、特别是中国从中东、非洲获取能源的路线受损的影响，以维持“最低限度”的“中国经济内循环”。2.巴基斯坦和印度23日在伊斯兰堡开始为期两天的新一轮外交秘书级会谈，就最核心的安全问题展开磋商，以推动不久前重启的两国全面对话。 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萨尔曼·巴希尔和印度外交秘书尼鲁帕玛·拉奥在闭门会议前均表示，双方都非常期待举行此次会谈。巴官员称，此次会谈的重点是地区安全和克什米尔等问题。 这次外交秘书级会谈是两国恢复全面和谈进程的一部分，此前两国已恢复内政、商务和国防等秘书级会谈。按照计划，巴基斯坦和印度将于7月在新德里举行外长会谈。巴官员表示，此次外交秘书级会谈将为外长会谈做准备。 2010年4月，巴印两国总理在不丹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期间，同意尽早恢复两国因孟买恐怖袭击事件而中断的对话。今年2月，两国外交秘书在不丹重启和谈进程，确定此后几个月双方将进行各阶层官员的全方面接触，以增加信任。 毫无疑问，华盛顿的“安静”特别是那份“姿态”，北京当然满意，可问题是“听其言，观其行”，因此，如果美国人在行动上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那么，或者在“科索沃方向”、“利比亚方向”悠着点儿。可对美国而言，问题是，如果这种“安静”与“姿态”持续下去，那么，不仅“南海问题国际化”这张牌再也打不下去了！即便是“美国南亚政策”、甚至“美国伊核政策”都无以为继。这样一想，美国决策者可真难！美国利益的最后希望自然就锁定在两个方向了:第一，在南亚方向，就是“美国资本”对印度发起经济、特别是金融攻击，引发“印度之乱”，从而伺机进行“第三种方式破局”。这当然主要针对中国，尽管其眼光也瞄着欧盟（施压中国）；第二，在科索沃方向，就是“美国利益”出手破坏终于得到“中俄”策应的“欧盟利比亚政策”，并打断“南欧诸国”批发加入欧盟的“和平进程”，从而从“利比亚之乱”跨海（地中海）对欧元致命一击。这当然主要针对的是欧盟，尽管其眼光也瞄着中国（施压欧盟）。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寻求“第三种方式南亚破局（通过印度之乱）”的可能性最大，美国国务聊与美军联席参谋长“联袂访巴”修补“巴美关系”、恐怕也是着眼于这一点，从而对“极端实用”的印度施加压力。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行政安全部5日表示，将从本月16日至19日进行应对国家紧急状态的“乙支训练”。 据悉，今年韩国的乙支训练将有各市、郡、区行政机构和重点管理企业等3800多个机构的44万余名人员参加。 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盘点局部挑衅应对守则、民官军联合进行居民疏散避难训练、针对DDoS攻击等网络恐怖活动进行应对训练。 报道介绍说，乙支训练始于1968年7月，起因是同年1月发生的“青瓦台袭击事件”。在东方评论员看来，作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受害者之一，曾经是“南美金融危机”风暴中心的阿根廷，其总统的这番“危世警言”值得高度重视！4.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统2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以色列认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下台。 据报道，叙利亚近几个月来反政府示威频发，西方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改革就下台”的局势，让阿萨德压力重重。以色列政府此前对叙利亚局势一直没有置评。 27日，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明立场，称阿萨德下令让军队杀害平民示威者，并下令抓捕示威活动中的数万人，因此必须下台。佩雷斯说，“他离开的越早，对(叙利亚)人民越好”。 他认为，叙利亚政权更迭有利于该国与以色列最终达成和平协定。 这是以色列总统首次对叙利亚局势发表官方言论。报道指，作为总统，佩雷斯在很多场合发表与政治有关的言论时需要格外谨慎，此次他公开评价叙利亚局势的举动并不常见。 佩雷斯发表此番言论是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内塔尼亚胡近日接受阿拉伯电视台(Al-Arabiya TV)采访时的措施更为外交化。他说，叙利亚的年轻人应该获得一个更好的未来，但这些应该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 众所周知，自“美国利益决策层”基于“美国资本利益”、策动了“埃及之乱”之后，在我们的讨论中，“利比亚之乱”被定性为：将是“方方面面”基于各自利益、进行种种“排列与组合”的一个“观察点”，而“叙利亚之乱”则被视作“国际社会”之“中东共同利益”的“止损点”。5.据媒体报道，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1日发表讲话，表示不会与班加西的反对派进行任何对话，并再次强调决不会投降。卡扎菲说：“我不会和他们（叛乱分子）对话……他们的战斗必将失败，他们没有任何希望。”卡扎菲还表示绝不会投降。他说，利比亚人民不会惧怕北约的空袭，不会向敌人投降，战斗将绝对有利于利比亚人民。北约21日对卡扎菲军队控制的兹利坦市发动了更密集的空袭行动。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受伤，还炸毁了一些储藏食品的仓库。近期，非盟、联合国等一致寻求通过政治手段促使利比亚冲突各方展开有效对话，解决利比亚危机。但由于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在卡扎菲是否下台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政治解决利比亚危机并非易事。请大家注意这一段文字，原文是： 卡扎菲说：“我不会和他们（叛乱分子）对话……他们的战斗必将失败，他们没有任何希望。” ●卡扎菲口中所言的“......决不会投降”，指的应该是一个前提条件 卡扎菲口中所言的“......决不会投降”，指的应该是一个前提条件，即：“大国们（中国除外）”要求“他本人必须下台”、才能“进一步”去达成““利比亚问题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 ●在一大堆的讨价还价之后，又出现几个重大变化 在此之前，自法国国防部长于7月10日接受电视媒体采访，公开“敦促利比亚反对派与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政府谈判”，并承认“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从而正式接纳“中俄利比亚政策”的“核心观点”之后，我们知道，在利比亚问题上，在一大堆的讨价还价之后，又出现几个重大变化：●美国态度的变化 其一，是美国政府态度的变化。据媒体报道，美国代表团7月16日在与卡扎菲特使谈判时，曾经表示：如果卡扎菲自动交出权力，可以为他寻找避难地，并提供安全保护，可不受国际司法追捕，并“提醒”卡扎菲--交出权力的时间越早越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口中的“越早越好”有这样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美国负责与卡扎菲势力进行谈判”的代表团说了，卡扎菲越早交权、获得的保护就越大！ 第二层意思，而根据“卡扎菲方面”的说法，美国人还说了：卡扎菲应迅速作出最后决定，不要再浪费时间，否则，卡扎菲不会再有安全避难地或避难国家； ●美国人的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卡扎菲之“口”说出来的 望对楼主有帮助
美国内战中李将军是什么角色
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 Edward Lee 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国职业军人，为南北战争期间联盟国最出色的将军。他最终以总司令的身份指挥联盟国军队。如同古代的汉尼拔（Hannibal）与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埃尔文·隆美尔（Erwin Rommel）一样，其以寡击众以少胜多但最终不敌的情势为他赢得长久的名声。战后，他积极推动重建，在其生命的最后数年成为进步的大学校长。李将军维持着联盟国代表象征及重要教育家的形象至今。【早年生涯与事业】罗伯特·爱德华·李出生于维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Stratford Hall Plantation，为独立战争英雄亨利·李（Henry Lee）（绰号轻骑兵哈利）与安·希尔·李（Anne Hill (née Carter) Lee）的第四子。他在1825年入学美国军事学院（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并于1829年在46名同学中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在校成绩顶尖，他同时也是该校第一个（至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完美无缺的毕业生。李将军其后曾驻防于乔治亚州考克斯珀岛（Cockspur Island）上的普拉斯基堡(Fort Pulaski)七个月。1831年，他转调至维吉尼亚州的门罗堡（Fort Monroe）担任助理工程师。驻扎该地期间，他与马莎·华盛顿（Martha Washington）的曾孙女玛丽·安娜·伦道夫·蒄提斯·李（Mary Anna Randolph Custis Lee，1808年–1873年）结褵于其父母位于华盛顿特区对面的住处，阿灵顿之屋（Arlington House）。他们共有三子四女：George Washington Custis Lee、William Henry Fitzhugh Lee、Robert Edward、Mary、Annie、Agnes、与Mildred。☆工兵生涯1834年至1837年间，李在位于华盛顿的工兵总司令部担任助手，且于1835年夏协助勘定俄亥俄州与密西根州之间的州界。1837年，他接获生平第一个重要任命，担任工兵中尉，监督圣路易斯（St. Louis）港口以及密西西比河上游与密苏里河的工程。其成果使他得升为上尉。1841年，他奉调至纽约港的汉弥尔顿堡（Fort Hamilton），在当地负责构筑碉堡。☆美墨战争、西点与德州李将军于美墨战争期间(1846年–1848年)表现卓越超群。他当时在由韦拉克鲁斯(Veracruz)推进至墨西哥市的过程中，是温菲尔德·史考特(Winfield Scott)的主要助手之一。身为幕僚的他以个人侦搜促成了美军多场胜仗。他找出了数条可用的攻击路线，墨军犹以为这些路线无法穿越而未加防守。他于1847年四月的塞罗戈多战役(Battle of Cerro Gordo)后升为少校。他曾参与的战役有康崔拉斯(Contreras)、楚鲁巴斯科之役(Battle of Churubusco)、以及夏布尔特佩克之役(Battle of Chapultepec)。他在此役中负伤。战争结束后擢升为中校。美墨战争之后，他驻防于巴尔的摩港的卡洛堡(Fort Carroll)三年。其后于1852年成为西点军校校长。在西点的三年中，他改善了校园内的建筑与课程，并付出时间与官校生相处。其长子George Washington Custis Lee于其任内入学西点军校，并在185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855年，奉调至第二骑兵队开赴德州前线，协助保护当地移民免受阿帕契与卡曼契族印地安人的攻击。那一阵子并不是李感到称心如意的日子。他不喜欢长期远离家人，尤其时当他的妻子病重。李只能尽可能的经常回家探视。1859年，当约翰·布朗(John Brown )于维吉尼亚州的哈普斯渡口(Harpers Ferry)(今位于西维吉尼亚)发动突袭时，李正好人在华盛顿。于是奉命逮捕布朗并重建秩序。他迅速达成任务并返回德州的驻地。当德州于1861年脱离联邦时，李奉召至华盛顿待命。☆身为奴隶主身为维吉尼亚上流社会成员，李终身与奴隶制度接触密切，但他名下拥有的奴隶未曾多于半打。实际上，在于维吉尼亚石桥郡(Rockbridge County)的记载中重新发现其1846年的遗嘱前，未能确知其名下是否拥有任何奴隶。其遗嘱内容为在他去世时解放一名叫做Nancy的女奴及其子女。然而，当李的岳父George Washington Parke Custis于1857年十月去世时，李经由于执行其遗嘱，自妻方获得了可观的房产，并有权暂时支配63名奴隶，包含男女及小孩。依Custis遗嘱所言，自其去世起的五年内，在“遗嘱执行人自视最为得当时”解放这些奴隶。Custis的遗嘱于1857年12月7日认证。虽然Robert Lee Randolph、Right Reverend William Meade、与George Washington Peter与李共为遗嘱执行人，但另三人不符资格，所以仅剩李一人单独负责结算房产及支配Custis的奴隶。李发觉自己需要资金来清偿其岳父所遗留的债务，及修缮所继承的房产。于是，尽管遗嘱提供奴隶们在“遗嘱执行人自视最为得当时”得到解放的机会，他仍决定充分利用遗嘱所给予的五年支配权，雇用这些奴隶们到邻近的农场以及有更多工作机会的维吉尼亚东部去工作，以资获利。这项决定使Custis的奴隶们感到不满，他们曾被告知在Custis去世后即可获得自由。1859年，这群奴隶中的三名－Wesley Norris、他的姐妹Mary、及他们的一名表亲－逃到北方。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收到两封(日期为 June 19与 June 21)的匿名信。这两封信基于传闻与1866年全国反蓄奴规范(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所印行的Wesley Norris的访谈记录，声称Norris等人在距宾州边界数哩处遭捕获，并送回给李，遭李施以鞭刑并以浓盐水擦拭伤痕累累的背部。他们在行刑后被迫到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工作，后又被转送至阿拉巴马。Wesley Norris在1863年1月于该州潜越战线至北军所控制的区域而获得自由。李于1862年秋，五年期满后，释放Custis的其余奴隶。☆对奴隶制度的观点自内战结束后起，李通常被视为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蓄奴。在战后及重建期间，李成为联盟国错失伟业论的中心象征。而当分离世代视蓄奴为严重错误后，李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蓄奴的概念有助于他作为南方光荣的象征，及建立全国性共识。最常被引用来主张李反对奴隶制的证据有：(1)解放Custis的奴隶，一如上述；(2)李1856年写给妻子的信函。信中写道：“我相信，在这个开化的时代，只有少数人不明白制度性蓄奴在道德上与政治上皆属有害。”(3)在战争最末期，他支持奴隶登记加入联盟国部队，并以解放其自由作为服务功绩的最后犒赏。批评家则认为这些反对奴隶制度的描述误解了李的真正言行。例如说，解放Custis的奴隶之举通常被误解为是李本人的决定，而实际上是Custis遗嘱内的要求。李写给妻子的信函也因选择性引用而遭误述。在描述奴隶制度的害处后，他随后写道：详述其诸般缺失到底无用。我认为，这种制度无论如何对白种男性的祸害更甚于对黑色种族，而虽说我在感情上强烈支持后者的行径，我对前者更加同情。黑人在道德观念上、社会心理上与实际情形上若身在非洲会大大的好过于身在此处。我希望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折磨－对其种族而言是必需的－可以把他们变好。他们要过多久才得受感化，端视全知全能的悲悯天意之所识与所为。 （原文：It is useless to expatiate on its disadvantages. I think it however a greater evil to the white man than to the black race, & while my feelings are strongly enlisted in behalf of the latter, my sympathies are more strong for the former. The blacks are immeasurably better off here than in Africa, morally, socially & physically. The painful discipline they are undergoing, is necessary for their instruction as a race, & I hope will prepare & lead them to better things. How long their subjugation may be necessary is known & ordered by a wise Merciful Providence.）实际上，该信的主题－赞成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的演沟－完全不是奴隶制的祸害，反而是非难被李描述为“既不可靠又不负责”且为“有害作为”的废奴主义。最后，批评家指称，无论在个人上对奴隶制抱持什么样的态度，李完全参与奴隶制体系，却完全未有过任何公开性的不同作为，直到军事情况终于极度绝望后，才计划在不公平的情形下有条件的武装黑奴。【内战】1861年4月18日，在战争前夕，经由马里兰州共和党人弗朗西斯·布莱尔(Francis P. Blair)在其子蒙哥马利布莱尔(Montgomery Blair)－林肯的邮政局长－位于华盛顿的住处调解下，林肯总统透过国防部长赛蒙·卡美容(Simon Cameron)提议由李指挥联邦军。李在情感上反对南方脱离，并曾于1861年在信中猛烈抨击为“完全是一场革命”，背叛开国先烈。然而他因效忠于出生地，维吉尼亚，而加入联盟国。战争爆发时李奉派指挥维吉尼亚境内一切武装力量，后成为联盟国军初始的五名上将之一。然而李尊崇自己合众国上校的军阶，拒绝佩戴联盟国将军徽章。他仅愿佩戴联盟国上校的三星章，而要等到战争胜利后方在承平时期升为联盟国将军。在指挥维吉尼亚西部的联盟国军，并负责卡罗莱纳海岸防务后，他成为美利坚联盟国总统杰佛逊·戴维斯的军事顾问。两人在西点军校即相互认识。☆北维吉尼亚军团司令在约瑟夫·强森(Joseph E. Johnston)将军在1862年6月1日于七松之役(Battle of Seven Pines)负伤后，李继任北维吉尼亚军团司令，获得第一个领兵作战的机会，他迅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在七日战役中，他面对由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率领，威胁首都里奇蒙的联邦军。联盟国部队因李将军的攻击行动而伤亡惨重，并因李将军部下执行战术时的无能而受损，但他的积极行动挫败了麦克连能。在麦克连能撤退后，李将军在第二次牛奔战役(Second Battle of Bull Run)中击败另一支联邦军队。他后来入侵马里兰，企图重新补给军需，并尽可能的影响北方不利于战争结束的选举结果。麦克连能因截获一份南军所遗落的军令而得知李将军的计划，并在南军得以集结之前增援优势兵力至安提耶坦。在那血腥的一日中，李将军抵挡住了北军的攻击，但不得不撤回维吉尼亚。因对麦克连能无法摧毁李将军部队而感到失望，林肯总统任命安伯洛斯·本赛(Ambrose Burnside)为波多马克军团司令。本赛下令渡过拉帕罕诺克(Rappahannock)溪发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Battle of Fredericksburg)。其部队因搭桥渡河而延迟，让李将军的部队有充分的时间组织坚强的防御。1862年12月12日的攻击行动对联邦军而言是一场灾难。林肯其后又任命约瑟夫·胡克为波多马克军团司令。胡克在1863年五月推进至维吉尼亚的钱瑟勒斯维尔。其部队遭李将军及托马斯·杰克森将军以大胆的行动分割为数段，且侧翼受攻，因而挫败。对联盟国而言，此战为以寡击众的重大胜利，但代价沉重：杰克森将军－李将军最重要的部属－伤重不治，为国捐躯。李将军听闻噩耗，叹道：“我右臂已断。”1863年，李将军再度着手攻略北方，期望南军的胜利可迫使联邦承认联盟国的独立地位。他企图在宾夕法尼亚的盖茨堡击败乔治·米德所率领的联邦军，却无法达成。他的部属未能以他所预期的魄力积极进攻，史都华(J.E.B. Stuart)的骑兵队又远在战场之外，而李将军决定对联邦军战线中点发动大规模正面攻击－即灾难性的皮克特冲锋(Pickett’s Charge)－导致惨重的伤亡。一如安提耶坦之战，李将军被迫后撤，但未受有力的追击。在这场失败后，李将军于1863年8月8日向联盟国的戴维斯总统书面请辞遭拒。1864年，新任的联邦军总司令尤里西斯·格兰特企图摧毁李将军的部队并进占里奇蒙。李将军率其部队抵挡住其两项企图的进展，但格兰特以其优势的增援武力逐次逐步的向东南方持续推进。连串战役发生于欧华连(Overland )、史波特斯凡尼亚法院(Spotsylvania Court House)、冷港(Cold Harbor)。格兰特最终令其部队暗渡詹姆士河而骗过李将军。在抵挡联邦军进占彼德斯堡(Petersburg)－里奇蒙铁路补给在线的心脏地带－的企图后，李将军的部队在彼德斯堡被围，并竭力掘壕自卫。他企图打破僵局，派遣具伯·尔利(Jubal A. Early)经审南多亚溪谷(Shenandoah Valley)袭击华盛顿，但尔利败于菲利普·舍利丹(Philip Sheridan)的优势军力之下。彼德斯堡之围自1864年持续至1865年6月。☆总司令1865年1月31日，李将军升任为联盟国武装力量总司令。1865年初，他力促通过让黑奴加入联盟国军以换取自由的构想。该构想在联盟国败亡前的短暂期间内未有结果。在联盟国军因持续数月的战役而筋疲力竭之后，一支联邦军成功的于1865年4月2日攻下彼德斯堡。李将军放弃防守里奇蒙，并企图与约瑟夫·强森(Joseph Johnston)将军在北卡罗莱那的部队会师。其所部为联邦军所围困，于1865年4月9日于阿波马托克斯法院投降。若干部下(间接由戴维斯总统指示)提议拒降以让部份小单位渗透出包围圈外，并进入山区以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为李将军所拒。【战后】战争结束之后，李将军曾官方申请战后特赦，但未曾获淮。申请书送出后上呈至国务卿威廉·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的桌上，他以为是旁人将事情完成后呈送的副本而将之归档，数十年后方于其抽屉中再度发现。李将军将不获响应当成政府对其保留法律追诉权。李将军申请特赦立下范例，鼓励许多前美利坚联盟国部队官兵接受再度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1975年，在一名国家档案记录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职员发现李将军宣誓效忠的誓词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对他发布特赦，并由美国国会回复其公民权。李将军夫妇战时居住于妻子的娘家，寇提斯李大宅(Custis-Lee Mansion)，遭联邦军没收，成为今日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一部分。在他去逝后，法院裁定该处房产遭违法查扣，须归还其子。州政府提议收购其全部土地而获同意。他自1865年10月2日起于维吉尼亚勒星顿担任华盛顿学院（今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校长。在超过五年的任期中他将华盛顿学院由一所不知名的小学校转变成美国第一所提供商业、新闻、与西班牙语课程的大学。他立下全面性，令人摒息的荣誉观念－我们只有一条校训，就是每一个学生都是绅士(We have but one rule, and it is that every student is a gentleman)－在华盛顿与李大学以及其它若干独断维持荣誉体系的学校垂范至今。重要的是，李校长专注于让学校吸引南北双方的学生。然而，该校仍维持着种族隔离制度。自1795年约翰·查维斯入学以后，华盛顿学院，或说华盛顿与李大学，直到1966年才招收第二个黑人学生。☆罹病与逝世1870年9月28日，李校长感觉不适，无法清楚的说话。医生们赶到后，仅能协助让他躺在床上，希望病情能自行好转。几乎可以确定李校长是得了中风。这场中风损坏了脑前叶，使他言语失能，无法咳嗽。他经由人工喂食以维持体力，但转而罹患肺炎。因为无法咳嗽，李校长死于并发症肺炎(而非中风本身)。他在中风后两周，1870年10月12日，逝世于勒星顿，葬于华盛顿与李大学校园的教堂下。【琐事】◆在威廉琼斯(J. William Jones)的《罗伯特·李将军个人话旧、轶闻与信笺》一书中，李将军在1870年10月12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希尔一定要上来拆帐篷。”◆罗伯特·李的诞辰纪念日在维吉尼亚州是李－杰克森纪念日的一部分，在密西西比州则与马丁·路德·金诞辰纪念日共同作为官方假日。 ◆李将军最喜欢的一匹马，旅行者，于战后在华盛顿校园陪怑着他。马尾上的毛因倾慕者们想要点名驹与名将的纪念品而被拔掉不少。李将军去世后，旅行者在灵车后领头送葬。李将军死后不久，旅行者因为踩到锈钉而感染破伤风，因无可救药而遭射杀。它下葬在华盛顿与李大学校园，紧临于李教堂下。1907年其遗骸被掘出并展示于教堂中，于1971年再度下葬于李教堂外。 ◆1969年在电视节目The Dukes of Hazzard中所使用的大马力道奇车，为纪念他而命名为“李将军”(General Lee)。 ◆尽管有总统特赦令，李将军悬于詹姆士河堤堰的肖像令包含非洲裔美国人在内的许多人感到不快。因此为了种族和谐的目的而于1990年代移除。 ◆李将军身高180公分，鞋号4又1/2，相当于现今的6又1/2号。 ◆电影战地中声/众神与将军(Gods and Generals)中，李将军的角色由劳勃杜瓦饰演。他是李将军的后裔之一。 【纪念物】阿拉巴马的李郡为纪念他而命名。阿灵顿之屋，又称寇提斯李大宅，坐落于今阿灵顿国家公墓内，由国家公园管理处负责维护，作为对其家族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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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内容及分析 从1986年以来，美国国会要求每届政府向其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2年9月20日，美国公布了现任布什政府向国会递交的、由布什总统撰写“引言”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并强调，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恐怖分子有预谋的袭击，必要时美国将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在威胁到达美国国界之前 识别并摧毁它”。而且，“即使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动，对恐怖分子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可以说，《报告》是对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布什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面系统的表述，也是未来美国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政策的指导。 布什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确立了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任务：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布什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所面临的严重威胁是激进主义和技术的结合”。“9·11”事件表明，即使没有装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恐怖分子，利用飞机作为武器对美国发动袭击，就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如果恐怖分子掌握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当生、化和核武器随着弹道导弹技术一起扩散时，即使弱国和小的团体也能够获得对大国进行灾难性打击的能力”。布什政府认为，“据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并计划获得核武器和生物制剂；朝鲜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弹道导弹生产商，并在积极的发展自己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他的‘无赖国家’也在寻求核、生、化武器”。 为了击败恐怖分子对美国威胁，美国必须使用所拥有的各种手段——军事力量、国土防御能力、司法制度、情报以及积极的措施。“我们反恐的重点次序是：破坏和摧毁全球的恐怖组织，并且打击它们的领导人，破坏它们的指挥、控制和通信，切断对它们的物资供应，断绝它们的财源。这样就能做到瘫痪恐怖分子的计划和他们实施恐怖行动的能力。” 另外，布什强调，对待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美国“要在威胁真正形成之前将其摧毁，并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共识和自卫的手段”。要求美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采取“反应”的姿态，要在威胁形成之前对它们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不能让敌人先发制人。 二.通过与世界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保持和平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了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军事行动，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胜利与盟国及其他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布什政府认识到，美国要完成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打击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需要得到世界主要大国的支持，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与世界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报告》指出，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在许多领域都已经交叠在一起，美俄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战略关系，美俄将通过新的关系框架摆脱冷战的敌意，抛弃相互确保摧毁的旧观念，建立一种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布什政府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战略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而繁荣的中国的出现。”中美之间尽管存在很多分歧，但是在目前的反恐战争和推动朝鲜半岛稳定等方面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而且中美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的利益和挑战。而同样是地区大国的印度，美国认为，美印之间有着良好关系，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在维护地区稳定核打击恐怖主义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美国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欧亚盟友以及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积极的合作方案，加强大国合作的良好形势。 三.促进全球自由市场与贸易，传播美国价值观 布什政府认为，通过增进世界其他国家的繁荣和自由，维持一个强大的世界经济能够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9·11”事件使美国认识到，类似像阿富汗这样的弱国也能够像强国一样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巨大的威胁。贫困、制度落后和腐败将使弱国无法避免在其国境内形成恐怖分子网络和毒品贩卖网络。而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是促进繁荣、减少贫困的最好方式，“能够使整个社会远离贫困”。所以，美国要通过鼓励自由贸易、开拓自由市场以及支持和促进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投资等方法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消除贫困，改善美国的安全环境。 鼓励发展中国家和封闭地区开放自己的社会，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布什政府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千年挑战基金”，资助并鼓励那些国家的政府打击腐败，尊重人权，推行法制，投资健康与教育事业，执行可靠的经济政策。 四.为了适应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形势，改革美国的国家安全制度 布什政府计划对国家委员会和国防部进行最大规模的改组。美国将以一个新的国土安全部、一个新的统一的军事司令部和彻底重新组建的联邦调查局为核心，推行一个综合的国土安全计划。 美国国防部于2002年4月16日宣布成立新的军事司令部——北方司令部负责美国的国土防御，保护美国本土，以协助美国国内机构应对类似“9·11”事件的恐怖袭击。 布什政府于2002年6月6日提出一项议案，计划成立一个集移民局、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权力于一身的“国土安全部”，负责情报搜集和综合分析，阻止恐怖分子袭击，对抗生、化、核及放射性武器的袭击，保卫美国的国土安全。 另外，布什政府将改造美国的军队，构筑美国国防的军队优势；并革新情报机构，构建新的情报能力。 《报告》指出，当前美国军队必须具有遏制未来军事竞争、威慑针对美国及盟国利益的威胁并在威慑失败后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能力。为了对付面临的大量安全挑战，“美国需要在西欧和东北亚设立基地，还要为美国军队的远程部署设立临时驻地”，美国军队还要在实验新的作战方法、加强联合作战、发挥美国情报优势和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美国军队要保持足够强大，以遏制和劝阻潜在的敌人不要试图通过追求军队建设来妄想超过美国军事能力或与之相平。 对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几点看法 一.美国施行“先发制人”的政策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危险 布什从2002年6月1日就抛出在必要时美国将对恐怖分子和企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无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策略。现在，“先发制人”作为一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确定了下来。这种政策没有法律依据、不道德而且存在很大的危险性，有损于国际社会的稳定。 首先，“先发制人”是一项侵略性的政策，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虽然美国积极地为“先发制人”寻找法律依据，并冠于其“合法自卫”的名义，但是，《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守7项原则，其中第3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第4项：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另外，1974年12月14日第29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第一条明确规定：“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而对于自卫，国际法的原则是：“只有在对实际的武力威胁采取自卫行动时，行使武力才是正当的”，美国为了对付“无国籍”的恐怖分子的袭击而对主权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甚至以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借口，对所谓的“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明显地违背国际法而构成侵略。 其次，借助这项政策，美国可能利用各种名义，对地区竞争者和美国认为与其作对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布什政府认为，美国要保持全面的军事优势，不允许自己在全球和地区的军事主宰地位遭到任何国家的挑战，而且美国将“不惜一些代价，挫败一切国家未来的军事挑战”。在《报告》中，布什总统同时强调“确保军事优势”和“先发制人”的打击方针，有可能对“挑战者”或者它认为掌握有“危险武器”的不友好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防患于未然。布什总统即将发动的“倒萨”战争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再次，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将为国际社会解决争端开启危险的先例。《华盛顿邮报》评论认为，布什政府宣布将对潜在的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的战略可能为某些国家树立先例，导致其他国家也绕过联合国对敌人发动单边袭击。美国防务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布鲁斯·布莱尔也认为：美国通过这一战略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它等于在鼓励其他国家仿效美国的做法，实行“先发制人”，而且自以为合法。 二.美国并没有抛弃威慑与遏制的政策 布什政府提出在必要时对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策略，但是，并不像一些分析家所认为的美国已经完全抛弃遏制政策，实际上威慑与遏制仍是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政策。《报告》指出，美国“要通过保持其国防的绝对优势，以遏制未来的军事竞争，威慑对美国军事霸权的挑战以及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利益的威胁”。 先发制人和威慑并不矛盾，它们所针对的对象和面向的层次不同。先发制人目前主要是针对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恐怖分子和企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无赖国家”，美国能够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将其摧毁，而它们也没有还手的余地。而威慑的对象是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对美国的军事霸权构成挑战或威胁的国家。 布什宣布先发制人的政策，本身也是一种威慑策略。《报告》指出，“对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美国必须在威胁发生之前遏制和预防”。通过宣布先发制人的政策，可以有效地遏制和吓阻潜在的敌人对美国的攻击。 三.美国的“单边主义”色彩变得更浓。 布什政府从一上台，就表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先后抛弃《京都议定书》，退出《反导条约》，反对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这次，布什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带有更浓厚的“单边主义”的色彩。美联社评论认为，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加强了布什总统所追求的“单独行事”的超级大国外交政策。布什在《报告》中也指出，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无赖国家”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时，“会一如既往地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即使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美国也将单独对敌人进行打击”。目前，美国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军事打击伊拉克，布什政府选在这一时刻公布这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意在向联合国施压，显示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是坚决的，即使得不到联合国的授权，美国也将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
中国的“断代工程”可信吗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后，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谁能告诉我<<黑孩子罗伯特>>的全文
在学生时代，青年雷蒙从高中开始学习法语，在大学期间他选修了法国文学课程。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去参观纽约市博物馆，正在欣赏馆藏的法国挂毯，此时过来一个法国旅游团，一位导游正在用法语介绍这些法国挂毯。他努力地倾听法语导游的介绍，尽管在校学习法语多年，但对导游的解说仍然不知所云。博物馆的这次遭遇使年轻的雷蒙认识到，不精通法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法国文化。因此，他下定决心到法国去，到那里学习、生活和旅游。 大学三年级整整一年，雷蒙都留在法国，住在一个法国家庭中，在法国大学里听课，在巴黎穿街走巷，吃法国菜，看法国电影，他的法语很快就流利起来，开始懂得法国人怎样生活、工作和思考，开始理解法国的艺术和思想。 在这一年结束后，他回到了美国。他惊讶地发现美国与法国那么地不一样，他有些怀念他在法国曾经那么熟悉的那些事情。回国后的雷蒙，仍然是地道的美国青年，依然如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已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美国青年，在其内心中，他是半个法国人———他眼里看到特别的东西都会从同时两个方面去思考，从美国的角度和法国的角度。 正如北大前校长胡适的美国求学经历改变了年轻的胡适，雷蒙的法国经历丰富了年轻雷蒙的知识，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从而，使他可以超越舒适、熟悉的国度，来到遥远陌生的异国，接受新环境的挑战，体会不同的生活，包容思想和文化的差异，接受不同文明的洗礼。 雷蒙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在其日后的教育管理和学术生涯中为其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为他事业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 勇于改革的杰出教育领导者 雷蒙教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职务长达9年，是当时全美最年轻的法学院院长，曾出任全美法学院院长协会的主席，被美国《国家法律期刊》评为40位“法学新星”之一。 就任院长期间，他积极推动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同世界各国著名法学院的交流合作，并因在公共服务、法学写作及国际法等领域的创新而备受关注。由他主编的《密歇根法律评论》获得亨利•贝茨奖。雷蒙教授还是创建城市社区法律援助项目的领导者，推动大学的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积极地向有关政府和机构提供咨询，尤其是非常热心地对中国城市社区法律援助提供了诸多帮助。 雷蒙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受到美国其他法学院院长同行的认同，并且得到了同事们的称赞。一位同事这样评价道：“在雷蒙担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九年时间里，他为这所杰出的法学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其研究课题涉及到法律和公共政策想交叉的极为广泛的领域，从高等教育资助到公司税，再到福利改革。他作为学术领袖所取得的成绩远非杰出二字可以表达。” 2003年，雷蒙教授就任康奈尔大学校长。在获悉对他的任命时，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高度称赞了康奈尔大学的这个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尔说：“康奈尔大学如此幸运地请到才华横溢的雷蒙做校长，这不仅仅会使康奈尔大学受益，而且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福音。雷蒙是一位杰出的学界领袖。他对把大学办成与社会相融的组织怀有真诚的信仰。” 在任职康奈尔大学校长期间，雷蒙教授表现了惊人的勇气，积极进行了多方面改革，尤其是全面推进了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化进程。雷蒙教授对康奈尔大学传统的解读，归纳起来就是“革命的康大，亲爱的康大”。说它革命，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康奈尔大学大建立于1855年，那时美国各大名校有宗教倾向，只收男生而且一般只教经典科目，如数学、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康大不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准备接纳信仰各种宗教的男、女学生，提供一切他们愿意学习的科目。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亲爱的康大”，则源于学生们大多都会爱上它的事实，就算毕业了也还是非常忠诚。康大的办学传统与雷蒙教授人生观和办学理想是如此默契，使得他在康大的改革得到很多支持。 有一个很小的例子可以说明雷蒙教授莫大的改革勇气和杰出的管理才能。来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他主持修改了康大的标志，并把它印在制作成中文的宣传册上。据康奈尔大学副校长布鲁斯介绍，修改这个标志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如果在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种速度，” 布鲁斯说，“要知道，康大那个小小的标志已经存在了近140年。” 雷蒙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许多教育管理的理念。他认为，校长的工作简单说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外，面对其他大学、政府和全世界，我是康大的代表；对内，人们期望我向整个康大提供帮助，包括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然而他们对康大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要帮助他们建立对我们的目标、历史和未来方向的一种共识。” 雷蒙教授还提出了跨国大学的理念，他相信“大学”一词已经含有“无所不包”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有。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包括知识的世界，包括人的世界，应该拥有来自生活各个阶层的人，有钱人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城里人、乡下人，美国人、中国人等等。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关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雷蒙教授认为，就是相信每个教职员工都应该同时致力于研究和教学。首先，推动各个学科知识水平向前发展是我们的使命的一部分，每个教职员工都要参与；其次，要想激励学生广泛参与，教授必须以身作则。为什么不需求只做研究的人员呢？因为我们同样致力于帮助下一代领导人做好准备，这就意味着要有能力把自己的研究以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创造力，以他们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 相比美国高等教育，雷蒙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应保持高等教育各个机构存在的多样性。在美国，教育机构的多样性是非常显著的，即便是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康大跟哈佛也不一样，哈佛跟斯坦福又有区别，斯坦福跟普林斯顿又是两回事，它们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好事，因为这给学生非常不同的选择，他们可以找到满足自己需求的学校。 教育多元化的坚决倡导者 密歇根大学校长玛丽•苏•柯勒曼说：“雷蒙就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在维护学校为保持多样性而推行的入学政策上，雷蒙进行了出色有力的辩护。” 这一评价源于雷蒙教授卷入的一起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官司，源于“平权法案”引起的长达6年的诉讼，他就是当事者之一。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案件的判决使得美国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使他在美国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威名远扬。2003年，雷蒙教授因此获得“美国有色人种协会”颁发的“国家公正奖”。 案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92年，雷蒙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期间，起草了一个录取学生的政策报告，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录取最优秀的学生；二是，体现学生多元化的背景，如本科生的专业，不同国家和种族，少数民族等等。在此，雷蒙教授和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考虑是要体现教育的多元思维，培养各色人种和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物。在学生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前提下，对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适当予以政策倾斜。1997年，一名白人妇女申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未被录取，她以法学院的录取政策违背美国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为由提起了诉讼。 在美国联邦法院进行的两审，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招生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案件最终也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司法史上，对于二审判决的上诉案件，极少有可能被美国最高法院受理。通常是社会争议极大、有典型性的案件才会被受理。本案就是这样一个案件，就连现任美国总统对密歇根法学院的招生政策也持消极态度，雷蒙教授和他领导的法学院不得不再次应战。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判决的当天，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所在地云集了几十万支持密歇根大学、支持雷蒙教授的美国民众。最终，最高法院判决密歇根法学院胜诉，雷蒙教授的教育多元化思想得到权威性的肯定和支持，处于弱势地位的众多少数民族学生因此而受惠。为此，雷蒙教授付出了六年的时间和大量的心血。 后来的一次谈话中，雷蒙教授这样说道：今年我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基于康大这一形象，进入21世纪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一直认为其中一点是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所多元化的大学、一所跨国的大学，将服务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国家的人当作自己的使命。我们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观点，他们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这倒不是说他们应该拥有一个单一的全球化观点，因为这听上去好像只有一个观点，我主张的是兼收并蓄。我相信有一些想法是全球大多数人都认同的，比如大家都想得到爱、自由和幸福。但这些想法的表达方式会随着文化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我们的学生应该有机会同时了解这些想法和它们的不同表达方式。这就是我在康大努力推广的理念。 中美教育、法律交流的热情推动者 雷蒙教授积极推动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开展法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友好合作。2004年，他亲自率领康奈尔大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参加了“北京大学—康奈尔大学日”活动，从此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2005年11月7日，由于雷蒙教授在学术研究和教育管理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为推动中美大学之间的交流做出的不懈努力，北京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此前，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仅仅授予了几个国家的总统和少数几所世界著名学府的校长。谦和而幽默的雷蒙教授说，而今，他也是北大的校友，努力促进中美交流既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荣耀。 雷蒙教授还受邀担任中美法律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的首任主席，该中心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肯尼迪大法官的倡议下，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成立的。在中心筹备的时候，聘请谁来担任中心的首任主席，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是颇费思量的：他应当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法学家，一位热忱于中美法律政策交流的法学家，一位思想开放的法学教育家。最后由雷蒙教授出任首任主席也是众望所归。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和法学教育也呈现出相互借鉴甚至融合的趋势，而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国家，尽管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两国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也有较大差异，但世界的发展大趋势需要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层面寻找更多的共同话题，并展开广泛、深刻的合作。社会的发展使得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相似，我们需要一种更为广泛合作的常设机构，加强彼此的联系与沟通。雷蒙教授的这一任职，必将极大地促进中美两国在政治法律领域学术交流的开展和繁荣。 这一次，在金秋十月，雷蒙教授将再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北京论坛“WTO•政府•企业”分论坛，与中外专家共聚一堂，同样带着一份不变的热情和执着，为他所钟爱的中美交流事业再出一份心力。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251418.html?fr=qrl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