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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的人物轶事
1923年向达从东南大学毕业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译员。一天最少翻译1500字的工作任务，使他阅读和翻译了大量的著作。他与梁思成等人一道合译了《世界史纲》，也与丰子恺合著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正是在这里，向达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除了翻译《世界史纲》、《印度现代史》，向达还开始接触到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著作，翻译了《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1930年发表，并着手翻译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他同时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发表了一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论著。1930年，向达到北平图书馆任职。丰富的资料，加上有一批潜心治学的青年精英互相切磋砥砺，使向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1933年他发表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盛唐时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在这篇被李约瑟称之为“论述唐代长安西方人的卓越论文”里，通过长安这个当年的国际大都会，在在展示了东西文化的交相辉映和中华文明容纳百海的开放心态。1935年，向达因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向达到英国后，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次年秋，此项工作结束，他便到大英博物馆，开始了敦煌经卷的阅读和研究。在别人的国土上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遗产，个中滋味向达体会最深。以前只是翻译斯坦因的书和文章，现在得以目睹被劫掠的原物，他感慨万端。这些外国学者劫去了中国文物，在世界上掀起一股“学术新潮流”，形成研究敦煌资料的“敦煌学”，字里行间还对中国学者百般嘲讽。而今，他不远万里前来阅卷，总算可以亲眼见到这些宝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向达在1936年2月从伦敦寄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Museum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员为Dr．LionelGiles翟里斯，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现已至此，不能不尽力想办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返。现在拟托其他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百有万一之望也。”事实上，向达的遭遇在两年前的浦江清就已经遇到了。 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委托清华大学的浦江清教授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商量，拍摄敦煌文献中佛经以外的写本，然而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同样被拒绝，而只能依据目录厅中不反映内容而只有编号的卡片，作限时限量的借阅。要从成千上万件遗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连提示也没有，可谓大海捞针。浦江清实在没有办法，于是提出义务为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编目，以方便学者利用。然而还是一个冷冰冰的“不”字。 第二年，另一位教授———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在伦敦停留时，来到了大英博物馆。鉴于受北平图书馆之托的浦江清也吃闭门羹，张素痴大为慨叹“西方所谓汉学家之不能修而畏人修”。因此他没有去找有关人员，而是站在写本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一个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向达为查阅敦煌卷子，受尽了翟里斯的种种刁难。从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整整一年，他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加起来还不到500卷。向达后来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这段伤心往事。另一方面，向达的生活津贴时无着落。向达没有忘记祖国的苦难，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在1936年2月21日写给馆长袁同礼的信里写道：“达虽一介书生，身无傲骨，然与其向此辈人足恭唯诺以讨生活，则毋宁返国饿死之为愈耳。惟念祖国风尘艰难，断不敢效叔宝之流，以海外桃源为避秦之乐土也。”中国是个穷国，当时即使是国家派出的学者，也是经费不足，学者的工作只有靠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尽管这样，向达把所能看到的卷子都作了详细的卡片，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5行和后5行，重要卷子还拍了照片。他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文，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把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38年，向达携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终于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中国。 建国之后，向达先生他兼管北大图书馆的事务；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批委员之一，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北大图书馆馆长。他对北大的藏书了如指掌，在综揽全馆馆务之余，还亲自负责中文典籍的选购，因为他有深厚的目录版本学功底。1947年，他与王重民教授等学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在中文系）、博物馆学专修科（附设在史学系）。现在这两个专修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与文博学院。1950年，向达先生毅然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二年，党和政府请他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向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 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另外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批判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具体说来就是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等。他出言无忌的后果是可以想像的，最严重的是还被诬为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于是，新旧账一起算，因此向达被错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第二号“大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此时的向达，尽管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磐，获得新生”；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1966年11月24日，寒冷的冬日，一代历史学巨匠向达先生离开了人世。
中国版本图书馆的机构沿革
中国版本图书馆的前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成立于1950年7月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提议并筹建。其任务是：负责保管本国出版物样本，以利于出版工作的调查研究和文化的传承。成立伊始，立即向全国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出版单位征集1949年10月1日后印行的初版、重版图书和期刊样本，并接收了原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全部藏书，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最早的馆藏。1954年11月，国务院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行政业务划归文化部。12月1日成立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即更名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1957年5月，又更名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1958年1月起，增加图书、期刊、报纸出版统计职能。1970年5月，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合并，改称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197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重新划归国务院出版口，更名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文化部系统一批从湖北省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工作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80多人，被临时安置在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为此增设研究室和编译室，分别负责审读图书和翻译外文图书，4年中翻译出版图书26种。版本图书馆被称为“既藏书，又藏人”。1982年7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合并到文化部，改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原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更名为中国版本图书馆，该名称沿用至今。1985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改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成立，中国版本图书馆为其直属事业单位。1995年10月，中国版本图书馆与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合并，称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其主要职能是：征集、保管全国各级各类出版物样本，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版权、发行等信息资源，建立新闻出版行业信息基地和网络，为领导机关、新闻出版行业和全社会服务等。2001年4月，新闻出版署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升格为正部级，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相应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2010年5月20日，根据《关于新闻出版总署部分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职能调整的通知》，恢复中国版本图书馆建制， 同时加挂条码中心的牌子，更名为中国版本图书馆（新闻出版总署条码中心），为新闻出版总署直属财政补助事业单位，除原有业务外，增加出版物书号发放、条码制作等管理职能。历任馆长及在任时间分别是：孙伏园（1950.7- ）；宁起枷(1977.9-1983.2)；宋志诚；崔源禹(1983.2-1986.6)；许绵(1988.6-1997.5)；顾永高(1997.5-2004.12)；艾立民(2004.12-2010.5)；左晓光(2010.5-今)。
民国北大图书馆长叶誉虎
叶恭绰(1881-1968年)，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祖籍浙江余姚，生于广东番禺书香门第，祖父叶衍兰(兰台)金石、书、画均闻名于时。父叶佩含诗、书、文俱佳。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68年8月6日病逝。
北京首都图书馆第一任馆长简介
不知道这位馆长是不是鲁迅先生。首都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三者分别创建于1913年6月、1913年10月、1917年8月。三馆的创建，都有鲁迅先生的关怀和指导，鲁迅先生还亲自参加了京师通俗图书馆的开馆典礼，这是辛亥革命后我国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而三馆建立的宗旨，也都是“以引起国民读书之爱感并藉副大部振兴社会教育之至意”。当时的京师各图书馆被蔡元培先生称为“失学者天堂”。鲁迅、夏曾佑、梁漱溟、沈从文等一些文化名人经常光顾，成千上万的学子在首都图书馆自学成才，步入社会，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可以说，首都图书馆自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方向。
胡适为何拒绝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确保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
“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指中共），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给胡适的一个口信：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只冷冷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扩展资料：
胡适人物简介：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适，字适之。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
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
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
1949年创办《自由中国》。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