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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文化的关系
科学和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依存。
北美科技中心协会主席盖伊·拉拜表示，现在科学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科学和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尽管有一些科学本身是比较复杂的，但应该尽量做好科普工作，使得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理解科学，甚至参与到一些科学项目当中。
比如，在加拿大的一些科技中心，不仅仅只是各国科学家的聚集平台，普通人也可以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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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王玉明表示，现在的年轻人不仅要把专业学好，还要把科学、人文、艺术融合起来，涵养包容精神，学习东西方文化，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小淳表示，科学在文化中是一个主导性元素，必须具有文化上的包容性。比如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也有科学技术的传播。借助丝绸之路，中国影响了西方，西方也影响了中国，这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
孙小淳表示，科学素养对于社会的发展很重要，不管对科学家还是从业者，要认识到科学的真谛在于求真，艺术、文学、科学等追求可以融合为一体，共同寻求真知，未来的科学应当是社会和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应该让年轻一代更多地参与科学创造。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科学与文化如何融合发展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兴起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曾经写下了关于近现代科学产生基础的著名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那些关注西方人眼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人们或许会对爱因斯坦接下来的话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来。” 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与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自己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引用了这段话。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处处体现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亦即为国人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也与爱因斯坦对现代科学渊源的探求大有关联：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竟然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与其追究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不如去研究那些已成事实、已有共识的历史。陈方正教授新著《继承与叛逆》一书，借用内森·席文对“李约瑟难题”的洞识灼见，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在陈教授看来，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与多次移植，但从其至为根本的方法、理念与内涵看，由古希腊至17世纪欧洲形成的是“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的出现虽然必定受到李约瑟一再强调的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但其最为主要的动力依然是内在的这一传统本身。因此，要想回答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提出的“为何中国科学发展落后”的大问题，就必须首先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现代科学赖以立基、传承、发展的整个西方科学传统，包括这一传统与哲学、宗教以及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因此，这事实上是一部以叙述和讨论西方科学史为主体、却隐含着中西科学发展比较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作。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可谓千头万绪、千丝万缕，但陈教授认为可用“它是西方科学传统经历革命后的产物”一言以蔽之。西方科学这一“大传统”所具有的历时悠久、发展中心多次转移、与宗教关系密切以及两次革命性巨变的出现，是它最终能够蜕变为现代科学的四大宏观原因。 这并非单纯地复述历史作为解释的循环论证。其实质内涵在于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既包含了成体系的一整套理论、观察、论证、方法而非孤立的观念、学说、发明、技术、人物，又具有能蓬勃发展、能蛰伏再生、能推陈出新的强大延续性。正因如此，西方科学的演变，虽数经科学发展中心的回环游走，主导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多次转变，仍堪称一脉相承。而广义“西方世界”中复杂的地理环境，多种民族与文化并存的文明结构，没有大一统以至窒息科学自由发展的强大王朝长时间控制，还有宗教热诚、大学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都进一步促成了它最终走向现代科学。换言之，西方并不命中注定拥有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却天然产生于西方。至于开创和结束这一大传统的两次革命，只不过是长链中重要而非决定性的一环，却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 公元前4世纪通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融合而形成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即以“严格论证”为核心的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其标志便是《几何原本》这一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流传最广并对西方科技与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无论在规模、深度、问题意识上，都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完全不能比拟的。 与“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属于同一层次的，则当数“牛顿革命”。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为标志，宣告了数学、观测与思想三者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崭新的“实验哲学”的诞生，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或者一种单独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即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哥白尼革命”抑或是“爱因斯坦革命”，均难以与“牛顿革命”相提并论。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与两次革命、一面继承与一面叛逆的演进中，现代科学诞生了。两千年间，无数第一流的头脑心智“为之焚膏继晷、殚精竭虑”，雅典、亚历山大、巴格达、开罗、巴黎、牛津、剑桥等一个个响亮的地名则先后成为不断转移的科学发展中心。17世纪的革命与突破，只不过是这幅如繁星闪耀、似日月争辉般激荡人心的壮观图景里最后一抹激情的色彩。 壮丽的死胡同 在这幅图景中，古代中国的位置在焦虑不安和尴尬不已中依然难以找到。诚如陈教授所言，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但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对自然规律的探求，却没有将这种探求与数学结合起来。当我们为中国第一部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结合数学与天文学模型的思路而自豪时，却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它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继续发展，先行者竟至成为绝响。因此，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野，在亚历山大数理科学的出现、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了。 李约瑟曾将作为机械时器的宋代苏颂大水钟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数项“大发明”并置，在比较中西方文明对“普世科学”的贡献示意图中特别标明。但曾经一起研究苏颂水钟的普莱斯早已发现了一个同样复杂、精巧的希腊机械钟，而且其年代比苏颂水钟早上千年。研究计时仪器发展史的兰德斯在《时间革命：时钟与现代世界之建构》一书中，则从构造原理上论证苏颂水钟没有影响欧洲单摆时计，断定苏颂水钟为没有发展前途的技术“死胡同”。苏颂水钟的坎坷命运在国人读来当是至为痛心的，在北宋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后人绝望而徒劳地试图恢复不断散失流佚的制钟技术，这未必能证明中国科学的间断性发展乃至被难蒙尘，但兰德斯书中论及此节的一章标题，无疑是许多西方科学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看法与心态的最佳写照：《壮丽的死胡同》。 在陈教授看来，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看法经历了三次根本转变：在16世纪认为它可学但又需发扬传统科学而超胜之；在20世纪上半叶则通过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生出“中国古代无科学”之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却由于李约瑟研究的影响而令不少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科学都比西方优胜，其落后只不过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而已。陈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这多次转变都是由于对西方科学和它的发展史认识不足所致。“西方科学并非只是其众多学术领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个文明精神的体现。要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就需要同时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宗教，乃至其文明整体。”切切之意若揭，可谓句句不虚。 在陈教授看来，“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很容易就会用自满自豪的情绪蒙蔽与取代本应对西方历史、文化拥有的客观、虚心和深入了解。此种当头棒喝、苦口良药，才是全书精华所在。依笔者之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史是其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也理应将一个国家如何看待自己的科技发展史视为其文化内涵、政治品德、社会风气与民族心态的综合反映。本书固然未有详细探寻那些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心粗疏甚或有意遮蔽、有心虚饰，但只有国人“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才不枉作者的一片苦心、一番美意。
像居里夫人的科学家还有谁
女物理学家和男物理学家太多了，比如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男的牛顿，爱因斯坦等。吴健雄(1912年5月31日-1997年2月16日)，江苏苏州太仓人，美籍华人，核物理学家，"东方居里夫人"，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193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获得学士学位，后受聘到国立浙江大学任物理系助教，后进入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36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1944年参加"曼哈顿计划"，195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1958年升为教授，1958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75年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同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美国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勋章。吴健雄1982年受聘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牛顿艾萨克·牛顿（1643年（格里历）1月4日—1727年3月31日）爵士，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全才”，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 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定律》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间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推动了科学革命。 在力学上，牛顿阐明了动量和角动量守恒的原理，提出牛顿运动定律 。在光学上，他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并基于对三棱镜将白光发散成可见光谱的观察，发展出了颜色理论。他还系统地表述了冷却定律，并研究了音速。 在数学上，牛顿与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分享了发展出微积分学的荣誉。他也证明了广义二项式定理，提出了“牛顿法”以趋近函数的零点，并为幂级数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在经济学上，牛顿提出金本位制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3.14-1955.4.18)--美籍德裔犹太人，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相对论、"质能关系"、激光的提出者，"决定论量子力学诠释"的捍卫者(振动的粒子)--不掷骰子的上帝。1999年12月26日，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麦克斯韦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06.13-1879.11.5)--19世纪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分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光学、力学、弹性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他建立的电磁场理论，将电学、磁学、光学统一起来，是19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最光辉的成果，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综合之一。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这种理论预见后来得到了充分的实验验证。他为物理学树起了一座丰碑。造福于人类的无线电技术，就是以电磁场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玻尔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 )，丹麦物理学家。他通过引入量子化条件，提出了玻尔模型来解释氢原子光谱，提出互补原理和哥本哈根诠释来解释量子力学，对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玻尔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哥本哈根大学科学硕士和博士，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曾获丹麦皇家科学文学院金质奖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荣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亨利·卡文迪许卡文迪许亨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又译亨利·卡文迪什，1731年10月10日-1810年2月24日)，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他首次对氢气的性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证明了水并非单质，预言了空气中稀有气体的存在。将电势概念广泛应用于电学，并精确测量了地球的密度，被认为是牛顿之后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卡文迪许漫长的一生中，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他是分离氢的第一人，把氢和氧化合成水的第一人。由于卡文迪许在化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后人称他为"化学中的牛顿"。卡文迪许在物理学上最为人推崇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在年近70岁时完成了测量万有引力常量的扭秤实验，从而使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不再是一个比例性的陈述，而成为一项精确的定量规律，引力常量的测定也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可靠性提供了最重要的实验佐证。伽利略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02-15-1642-01-08)--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将定量分析引入物理学，爱因斯坦认为是他开创了近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方法。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著名实验，从此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他创制了天文望远镜来观测天体，他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并亲手绘制了第一幅月面图。先后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等等。这些发现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理查德·费曼理查德·费曼(1918年5月11日-1988年2月15日)，费曼是十九世纪末，俄罗斯和波兰犹太人移民到美国的后裔。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提出了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费曼还发现了呼麦这一演唱技法，曾一直期待去呼麦的发源地-----图瓦，但是最终未能成行。 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第一位提出纳米概念的人。理查德·费曼狄拉克保罗·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1902.8.8-1984.10.20)--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并对量子电动力学早期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曾经主持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并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度过他人生的最后十四个年头。他给出的狄拉克方程可以描述费米子的物理行为，并且预测了反物质的存在。1933年，因为"发现了在原子理论里很有用的新形式"(即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薛定谔方程和狄拉克方程)，狄拉克和埃尔温·薛定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年4月23日-1947年10月4日)全名:马克斯·卡尔·恩斯特·路德维希·普朗克(德语: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量子论、量子理论)重要创始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大物理学家之一。普朗克早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热力学。因发现能量量子而对物理学的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1918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普朗克的另一个鲜为人知伟大的贡献是推导出波尔兹曼常数k。他沿着波尔兹曼的思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得出波尔兹曼常数后，为了向他一直尊崇的波尔兹曼教授表示尊重，建议将k命名为波尔兹曼常数。普朗克的一生推导出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两个常数k和h，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物理学家。1929年与爱因斯坦共同获马克斯·普朗克奖章。迈克尔·法拉第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年9月22日~1867年8月25日)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也是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生于萨里郡纽因顿一个贫苦铁匠家庭，仅上过小学。1831年，他作出了关于电力场的关键性突破，永远改变了人类文明。[法拉第和威廉·休艾尔发明了许多如"电极"、"离子"等耳熟能详的字。迈克尔·法拉第是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的学生和助手，他的发现奠定了电磁学的基础，是麦克思韦的先导。1831年10月17日，法拉第首次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在电磁学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法拉第发明的是第一台发电机，是第一台使用电流将物体运动的装置。虽然装置简陋，但它却是今天世界上使用的所有发电机的祖先。
竺可桢的资料
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学术成就：历史气候学的奠基人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竺可桢曾经在国内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 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现代气象科学的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对于人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具有基础的科学意义。在历史地震学上的贡献竺可桢在历史地震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和李四光共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所组织编制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及有关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的贡献竺可桢毕生领导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事业，目的在于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杰出贡献，以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通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过许多论文。“可持续发展”思想贡献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他不仅在学理上大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而且知行合一，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倾力躬亲，从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看，他的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教育成就：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在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 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为纪念竺可桢校长，后人于2000年5月成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政治成就：竺可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者之一。文学成就：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竺可桢一生著作繁多，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他一生的著作是300万字左右。从1966年起，他就差不多没有专门的学术论文问世了，在八年之中他的文字几乎只有信函。这是其主要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