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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文化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楚辞，是楚国文化的代表，是汉赋的源头。楚辞，也作“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排箫等。2002年在湖北枣阳市区东南约21公里吴店镇与兴隆镇交界处的一条土岗上发掘了九连墩墓葬群。2号墓中还出土了大批乐器，包括两幅保存完好的漆瑟，漆瑟上留有弦痕。另外还有钟、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还保留有簧片。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这两幅帛画，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来到钟祥莫愁湖上的阳春白雪岛，一定会被充满楚国风韵的建筑布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楼和阳春台，舜帝南巡亲手种下兰花蕙草而得名的兰台宫，威武富贵的楚王府，还有笑声阵阵的万花阵。在这些景点细节点缀之处，凤的图案或凤鸟的陈设俯拾皆是：如白雪楼和楚王府的雕栏，兰台宫楚王座位后面的屏风，阳春台抚琴弹唱的现代莫愁女华丽服饰上的图案，还有守卫楚王府的门神“羽化鸟人”脚踩凤凰腾云驾雾······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证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的渊源。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楚国历史
楚，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芈姓（普通话拼音读作mǐ），熊氏。最早兴起於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於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是三苗人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楚国由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地开始，居楚地丹阳（今湖北秭归，有争议），从一个附庸小国逐渐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强国。前704年，楚君熊通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华夏各诸侯经常发生战事。通过战争，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楚国的族源 大致可分为五说: 华夏说 苗蛮即上著说 东夷说 西方民族说 民族融合说 参阅 楚国的族源 楚文化 语言 在春秋时代，楚语和中原语言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楚国的官名和其他诸侯国不同：楚国宰相叫令尹，司马叫莫敖。除此之外，《左传·宣公五年》还记载春秋时代楚语的两个特殊词语： 於菟wūtú（上古汉语发音为 aa-laa）为“老虎”（有人怀疑可能和缅甸语 ’’kla’’“老虎”有关） 谷为“哺乳”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因为令尹子文名字叫做斗谷於菟，《左传》对他名字的原意做了 解释。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一句话：“楚言而出”（今译：“他们讲楚语就撤退了”），证明当时的楚语和中原的语言不能通话。 在战国时代，屈原楚辞的词汇也显示出楚国语言的特点。 楚国君主列表及在位年份 :楚武王（约前740年至前690年） :楚文王（前689年至前675年六月庚申） :楚王堵敖（约前674年至前672年） :楚成王（前671年至前626年冬季十月） :楚穆王（前625年至前614年） :楚庄王（前613年至前591年秋季） :楚共王（前590年至前560年） :楚康王（前559年至前545年九月或以后） :楚王郏敖（前544年至前541年冬季） :楚灵王（前540年至前529年五月） :楚平王（前528年至前516年九月） :楚昭王（前515年至前489年秋季七月或以后） :楚惠王（前488年至前432年） :楚简王（前431年至前408年） :楚声王（前407年至前402年） :楚悼王（前401年至前381年） :楚肃王（前380年至前370年） :楚宣王（前369年至前340年） :楚威王（前339年至前329年） :楚怀王（前328年至前299年） :楚顷襄王（前298年至前263年秋季） :楚考烈王（前262年至前238年） :楚幽王（前237年至前229年） :楚哀王（前228年） :楚王负刍（前227年至前223年） :昌平君（前223年） :楚怀王孙心或楚义帝（前208年至前206年） :西楚霸王项羽（前206年至前202年）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 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 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 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 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 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 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 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 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 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 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 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 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 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 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 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 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 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 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 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 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 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可怜兮兮的，流 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 夷越的“首领”地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 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 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 长的时间。楚国在秦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 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 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 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公元前638年，宋、楚 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 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 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 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 打败了强大的楚军，挫伤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 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 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而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 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 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 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 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吴，灭蔡，后来又灭 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 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 安徽、江苏等地。《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 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 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 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 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 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 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 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 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 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 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 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所谓“楚人”，非但芈姓一族。楚人的上层统治者，即屈 原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夏人后裔， 本为游牧民族，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江、 汉之间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与土著民族。 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说：“此土著之民族，自历史发展论之，当 即《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苗民。此时其主要部分，当已 随时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则当为屈子所谓之‘南人’、 ‘南夷’，为三苗沿途遗在沅湘辰溆间者。”” 从周代的情况 来看，江汉沅湘一带的土著居民相当复杂，除了三苗及其遗 民之外，“还有越、濮、巴三族。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到 这里来的”。先民的迁徙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 出现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前，迁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猎、采 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都要求在不断的迁徙 中寻求较好的生产和生活场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谋 发展，更是要求迁徙的原因。同族之间的“不相能”，近亲族 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都会引起大规 模的迁徙。 从土著居民的构成来说，可能还不仅是苗、 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蛮”，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 族。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荆 蛮”的强大的楚民族，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楚武王前 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 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造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的 局面。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吞并了吴越，并以咄咄逼 人之势，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在兼并战争不 断取胜的过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 围内得以实现。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 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 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 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 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 《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 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 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 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 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 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 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 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 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 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 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 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楚国简介
楚国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MI3)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征战既后，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真正立于诸侯之林，熊渠离经叛道，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仍然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为楚地之王，继续了熊渠的开篇拓土历程，公元前706年，楚国攻打姬姓诸候国随，并逼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绝后，熊通亲率大军再次征讨随国，大获全胜后，熊通自称"楚武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国君。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国的大国声威真正建立起来了。 成王两传至庄王。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庄王曾率领楚军，浩浩荡荡开赴伊水与洛水之间，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庄王武功之时，选拔孙叔敖实行文冶，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 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归中原，初露称雄之势。 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全国的迸程，诸侯国纷纷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在攻灭韩、赵、魏后，秦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击之力。公元前223年、秦军席卷淮北淮南，攻陷寿郢，俘获负刍，绵延800的楚国就此灭亡。
楚文化的历史渊源
楚人，与中原华夏氏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楚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为华夏族南迁的一支，给楚地带来了华夏文明的先进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楚文化。从统属而言，楚于西周初年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统治。而且实物资料也表明，西周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它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中原文明特点，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别于其它区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楚文明的初步兴起与其它文明一样，也应具备相应的文明诸要素，我们可以此来考察楚文明兴起的大致时间。楚自鬻熊至熊绎受封的阶段，文献均记其“居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而非“都丹阳”，加上又无相应的考古学资料相印证，当时丹阳只是一个地名，而非都城，也无城邑的建制，大型礼仪建筑也尚未发现。就是怀疑为楚国制作或断为楚国所有的青铜器，不仅未见于考古发掘，即使是传世品中也一无所见，文字就更不用说了。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其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以较单纯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楚的社会形态自然也比较原始。 熊绎受封是楚立国之始，他五传至熊渠之间的事实史载不详，也无明确的考古资料面世。看来，楚即使立国，也未必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代。但到熊渠时，楚有了第一次扩张，它应是楚经济、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的反映，青铜兵器应该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湖北当阳赵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铜器，并有极少量的传世铜器遗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青铜冶铸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已有少量疑为楚城邑的遗址发现。而且楚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成了由部落联盟集团的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熊绎文化大道位于湖北省保康县城南牌坊湾地段，南起土门三岔路口，北至封银岩嘴，东至道路红线，西至清溪河边。沿途兴建10个早期楚文化街头景点和2个早期楚文化广场，并与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长廊连为一体，构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观带。熊绎文化大道配套建设启明广场、承水玉桥、楚源凤台等3项景观节点。保康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楚国800多年的历史，在保康就有 350多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料记载，熊绎，为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后裔。周成王时代，熊绎受封为楚君，赐“子男”田地。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绎命名，寓意是将“荆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扬祖先熊绎率部族“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坚韧不拔、开拓创新、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楚人精神。 由于在西周早中期，楚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响下发展，因而，楚人统治区内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风格，是时，楚文明虽处于襁褓中，但其个性特征开始孕育。西周早期，随着楚人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有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改造。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多民族环境和共存意识中奠定了后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征和鲜明的个性。楚文化美术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鹿角立鹤、虎座凤鸟、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青铜器上斑驳陆离的色彩等等，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无碍于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花朵流动与生长的造型，正给人自由、生动的想象。 楚国盛产细腰美女。楚文化科技：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进行考古发掘，大量青铜器、玉器、漆器出土，艺术门类丰富，器物造型完整。其中，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尊盘工艺奇绝，被誉为“先秦时期的顶峰”；漆衣箱中带有“斗”字的天文图像，更成为研究和佐证早期先民的宇宙观念的重要标本。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古墓葬群，属周代楚国重要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出土了“长子狗”铜鼎和“公大史”铜方鼎等重点文物。铜器造型严谨，花纹繁缛，创新了铜器制作工艺，大大改良了制造工艺。这一考古发现，与随后的荆门包山二号墓漆奁彩绘等，给考古学以至艺术史学界带来空前的惊喜。史学家称，这一批文物的出土，使得中国美术史的源头上溯至三代。破除了中国文化的“西来说”，及中国美术源头“起于汉代”的谬误，为中国美术本原做了根本性补充。艺术界兴起“楚文化热”。 实物资料表明，独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来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的洗礼，通过融合、吸收被吞并的众多周王室同姓、异姓封国及其它诸侯国的先进文化因素加以综合、提炼并经过创造而成，正是在此时，楚文明以非凡的气势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篱，取得了质的飞跃，从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转折，进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发展成为亚洲第一（军事以外）。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击败吴人，后昭王迁都于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为楚文明的繁荣鼎盛期。这一时期楚国历史虽然有起有伏，但楚国的发展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是连续不断直至达到最繁盛、最光辉的顶点。其政治体制方面有断断续续的改革，旧的县由大化小，并已在全境范围内普遍设立，边境设郡，官职爵秩已经相当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楚文明的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明一如冲出峡谷的江河，以奔腾万里之势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取得飞速发展，表现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以致盛极一时。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政治局势迅速改观。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在北面与中原诸国争雄，时有进退；西北、西南分别防御秦与巴蜀而主要是来自秦的威胁，以秦岭、巫山山脉相阻隔，并分别设立了汉中、黔中、巫郡等；东面是楚国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的方向，其军队多次出入齐鲁国境，并直至海滨，但战争频繁，建设难以连续持久；南面主要是“蛮夷”之帮，楚人沿洞庭湖两侧南进，直到五岭，这一区域基本没有大的战争，政局稳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续发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就主要在江汉平原及楚国南部的今湖南境内发现，并向楚全境辐射。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迁都陈城，习称陈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城，习称寿郢，直至楚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是为楚文明的滞缓衰退期。这一时期楚国基本处于动荡之中，尽管有相对的稳定，也是十分短暂的。楚国政治腐败，思想保守，经济上又因国土的沦丧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楚文明也丢掉了赖以发展和昌盛的坚实基础。楚国历史已成颓势，楚文明也随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昙花一现。而且，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二千年。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求楚文化的大致的发展史
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於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於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於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著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著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楚国历史文化
楚国舞蹈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 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楚族的楚文化及楚国发展
楚族在江汉地区发展强大，所建立的楚国后来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且曾一度成为霸主，其雄厚力量的积聚得益于他们对南方的苦心经营。在楚国日益强大的过程中，居住在南方的南蛮、百越等民族，逐渐成为楚国的庶民，被列入楚国的户籍（楚国后期），成为楚国的被统治者。在春秋前期，楚大举进攻蛮人，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在政治上，楚国统治者基本上采用了量才录用的政策。随着楚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新征服地区的各族“蛮夷”成为其境内的人民。由于楚国地广人稀，人口的增加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因而楚国总体上是善待这些“蛮夷”的。这主要表现在楚国对待这些“蛮夷”采取了任用蛮夷、以夷制夷的政策上。如《左传》哀公十七年载，都国的观丁父和申国的彭仲爽被楚俘虏后，被任为军率或会尹，进而助楚“大启群蛮”。在对待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楚国基本上实行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保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楚人不仅说“楚言”，并且用“楚语”著书、写文章。“楚语”成为楚人与蛮夷各族思想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楚国先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楚文化。楚文化的形成本身吸收了长江南北众多的土著文化的营养，而文化的多源性主要由民族的多源性所决定。楚族的发展与汉族的发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与周边民族长期相处交融，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其中商周时期的苗蛮或南蛮，与楚的接触最多，其族人和文化因素融入和传人楚人及其文化的也较多。文化上楚文化受南蛮的影响最深，范围也最广，在宗教、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均有较深的涉及，而以文学艺术方面最突出，如神话、诗歌、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工艺图案等。其中最典型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神话，多数神话学家认为这两个神话本是南蛮的神话，在楚与南蛮的文化交流中传给了楚人，后来楚人融入汉族后才得以广泛流传开来，成为中华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的著名神话。境内的濮、百越、戎等民族的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来源，从考古所见的出土文物看，在楚文化的考古学遗存中，保留或吸收了大量各民族文化的因素或遗物。总体而言，楚族起始于中原偏南之地，随着其居住地域和统治重心的南移，以其相对平等的民族政策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四方各族的人民，并融会了其文化。尤其是在楚国极盛时期，今华东、中南、西南的大部分省区，都受到楚的控制或羁縻。在这辽阔的地域内，几乎包括了当时南方的蛮、濮、越、戎等所有的民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楚实际上是中国南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堪称当时民族联结和融合的一个典型。楚族不断向东、向南发展，扩大了楚国的疆域，为以后秦、汉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夏商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楚人南下后通过兼并各周代封国和各原始部落氏族，使大量蛮夷成为楚国的庶民，经过长期繁衍，改变了地广人稀、人口不足的局面。并且帮助境内各族人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变社会生活，使蛮夷较快摆脱了落后状态，缩短了与中原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楚国灭亡后，楚人直接受到秦汉中央王朝的统治，加入到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融合大潮中，最终为汉族所同化。但楚族与华夏或汉族的融合过程，却并非始自秦灭楚之时，而是在楚民族形成之初就已潜藏了这种趋势。在楚族存在的大约七八百年甚至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其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上经历了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楚族向外扩展融合蛮夷各族的过程，后一阶段则是楚族不断被融合到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的过程。楚族的渊源与中原民族有很大的关系，楚文华中本身包含有许多中原商、周文化的因素，因而较容易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前面我们主要提到了南方土著文化对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其实楚文化的形成的发展，更多的是受到来自商周时期中原各地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楚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早在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就已处于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状态中，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楚文化本身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它融合南方各土著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中原文化影响和融合的过程。或者说，在中原文化向南的辐射中，楚文化刚好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是中原文化扩大其影响的一个重要媒介。这为楚族最终融人汉族打下了基础。楚国灭亡后，楚族并非就此消失，楚文化因素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楚文化因素的最后消亡，才是楚民族最终融入汉族之时。秦灭楚后，广大地区的楚文化很快就和秦文化及其他文化混杂相处。到了汉代，楚文化又和逐渐形成的汉代文化相互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楚文化终于逐渐消失了，而楚族也慢慢融入新形成的汉族之中。原楚地的文化虽然还带有不少地域性的特点，但这已非原来具有自身传统的楚文化的特点，而是各种文化经过新的综合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楚族及其文化是汉族及其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数百年里与楚族相处的南方少数民族大部分仍保留着其传统文化，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今西南和华南地区的许多民族，历史上本来就是楚地的原住民乃至楚先人的后裔，后来才逐渐迁徙到边疆和偏远地区，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与楚文化存在着不少趋同现象不足为怪。
楚国的历史
楚国，又称作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全部、湖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 楚国地图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 据《世本》、《古今姓氏书辩证》及《元和姓纂》等所载，黄帝的子孙在商末有个叫鬻熊的，很有学问，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其子事文王，早卒。曾孙熊绎以王父字为氏，成熊姓。周成王分封先王功臣时，封熊绎于荆楚，建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建立了楚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度强大起来，势力扩展至中原，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223年，楚灭于秦。楚君的后人多以熊为姓，称为熊氏，史称熊氏正宗，即江西熊氏。 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的大熊湾（无杂姓）和小熊湾（有杂姓）的熊氏为南北迁移时由江西迁至于此。2、史书记载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进入湖北省内，也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楚王同宗贵族屈原，在《离骚》中明白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3、楚国历史 熊绎以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齐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先退避三舍诱敌，趁楚军方阵大乱时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军，挫败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但是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